传统媒介规制手段是“上传下达”的纵向分业规制,不同类别的传统媒介受不同媒介管理部门垂直领导。随着媒介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互联网内容领域新形式与新应用的不断出现,明确划分政府部门的“领地”将其困难,使得分而治之的内容监管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存在诸多不适应性。另外,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内部机构之间、政府与其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各治理主体之间互动模式较为复杂。“上传下达”、“明确分工”的政府规制体系已不能适应互联网内容治理的复杂性不断凸显的现实状况。因此,如何厘清政府机构之间合作网络及演化结构,如何探究我国政府治理互联网内容的内在逻辑,是理解我国互联网内容治理现状及改进我国政府治理水平的基础和关键。本研究以彼得·霍尔的政策范式理论为基础构建政策分析模型,从发文主体、发文主题和政策工具三个方面来考察我国互联网内容治理政府网络的形成与演变。文章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对互联网内容发文主体之间整体网络及合作网络的演化过程、发文主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治理偏好即发文主题进行研究;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客观系统的量化描述,以揭示我国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互联网内容治理介入程度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对于发文主体来说,涉及互联网内容治理的发文主体较多,但并非以相同的力度参与到互联网内容治理过程中,少数关键部门形成核心主体并主导合作模式。另外,在发文主体合作网络的历史演化中,发文主体合作网络受发文主体职能与互联网治理需求双重影响。在演变过程中,不同发文主体间的关系得以调整和优化,核心发文主体由信产部到公安部、信产部到公安部到网信办、工信部的转变;从发文主题来看,发文主题演变既体现了分类细化趋势同时具有时代特征,核心治理议题由网站接入向网吧和网络游戏的治理再向互联网信息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治理转变;从政策工具来看,规制性政策工具的数量远超过其它政策工具的应用,前置审批与事后追责在互联网内容治理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互联网内容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政府未积极引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而是政策工具搭配组合不当或执行不当引起的治理效果低下问题。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将动态的法律政策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相结合,从整体和阶段两个层面勾勒出我国互联网内容治理网络的形成及演变,对理解我国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提供了新的观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