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必须走对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条基本经验。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不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五四宪法”,是我国首部社会主义宪法。改革开放重新开启了一度关闭的“法制之门”。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又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沿着这一法治道路,我国法治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本文沿着“为什么、是什么、有何问题、怎么办”的思路,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除导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问题,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阐释了“当代中国法治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法治道路”的问题,第五章主要探究了“法治道路面临哪些问题”的问题,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拓展法治道路”的问题。导论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与联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规则之治、众人之治、重在“治吏”,法治比人治优越。法治与法制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推行法治必须有法制,但是有了法制并不必然推行法治。法治道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法治目标与价值而采取的具体路径。法治不可能脱离政治,每条法治道路都遵循一定的政治方向和原则。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梳理了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概括了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阐明了本课题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第一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选择依据,解决了“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问题。当代中国法治道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法的根源、本质和价值,实现了法治思想的伟大革命,列宁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学思想是其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制建设的成功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曲折发展的惨痛教训,为当代中国法治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的内在要求,是当代中国法治道路的现实依据。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则是其国际借鉴。第二至四章主要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脉络,阐释了这一道路的内涵和特色,解决了“当代中国法治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法治道路”的问题。第二章主要考察了法治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了历史经验。首先,就历史脉络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大致经历了开启(1978-1982)、初步形成(1983-1999)、基本形成(2000-2011)和发展完善(2012-)四个阶段,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法治”,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跨越。其中,“八二宪法”的颁布,是开启时期的主要标志;“依法治国”的提出,是初步形成时期的主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基本形成时期的主要标志;“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是发展完善时期的主要标志。其次,其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坚持改革开放与依法治国双轮驱动,坚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与从中国实际出发相结合。第三章主要从核心要义、工作布局、建设方针、发展目标等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第一,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两坚持、一贯彻”: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法治道路提供制度保障。三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第二,工作布局包括三个“依法”、三个“法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它们之间都是内在统一的整体。第三,建设方针主要体现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四,发展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第四章主要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特色。第一,在道路性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道路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灵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全体人民平等共享人权。第二,在生成模式上,当代中国法治道路是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与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不同,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推进的,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实践中,政府推进型法治又转化为党政推进型法治,其内在蕴含的政治逻辑要求必须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第三,在制度运行上,当代中国法治道路是渐进型法治道路。这一法治道路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把改革作为法治的强大推动力,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法治顶层设计的过程。第四,在法域类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开放包容型法治道路。在一国多法条件下,不同法系和法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定的法律文化冲突,存在着正负两个走向的发展效应。当代中国法治道路实现了多法域冲突的良性互动和正向效应的最大化。第五章主要从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两个方面,探究了“新时代法治道路面临哪些问题”的问题。第一,法治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法治发展不平衡是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在法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一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体系与法治实施体系发展不平衡,立法的步伐明显地快于执法和司法;二是区域法治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法治建设水平要高于中西部;三是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发展不平衡,国际法治还是一个明显的短板;四是法治发展与“五位一体”之间不平衡,法治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五大建设的需求。第二,法治发展不充分影响了法治功能的有效发挥。法治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充分在法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治体系发展不充分,五大法治子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二是法治思维水平和法治能力提升不充分,权力思维仍占据主导地位,法治还未成为全民信仰;三是法治道路自信树立不充分,讲“党法关系”的底气不足,法学学科和教材存在着西化的倾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还不充分。第六章主要从国家法治转型升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以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拓展法治道路”。第一,实现从重点领域先行向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升级。一是坚持三个“依法”共同推进,二是坚持三个“法治”一体建设,三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四是坚持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协调发展,五是坚持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相结合,六是坚持法治硬实力与软实力一起抓。第二,实现从建设法律体系向建设法治体系的升级。一是以立法质量为核心,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以深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为重点,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三是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着力点,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四是以人才保障和文化保障为突破口,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五是以健全党内法规工作机制为抓手,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第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中国建设。一是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是法治建设的灵魂;二是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第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内在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未来30年,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分“两步走”建成法治强国,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