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现代化”植根于一种诗歌观念创新的理想，它以现代化的思维表达对诗歌的“既然状态”的反叛，因为切身感受到过去形式的局限性而导致它义无反顾的去寻求一种更合“诗歌本质”的存在。“新诗现代化”的提倡者并不知道哪一种形式才具备现代化的特征，现代化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想像，它是在奋力摆脱现状的困境而做出的艰难选择。正因为一切都只是在和西方文本的对照中获得启示，本土化的转换就充满了更多的挑战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探索也算得是一项具有原创性的工作，它在方法论上给人们开辟了另一重具有广阔前景的诗学空间。广义的“新诗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生长过程，它是新诗作为一种新文体伴随时代发展而具有的自觉追求，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朝着表现人类日益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方向发展。本文所关注的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新诗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指向一个相对具体的诗学命题，确切地说，它是在新诗面临3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传统和40年代的社会困境的总体历史语境之下发生的诗歌自我更新过程。西南联大拥有相对宁静的学院空间，汇集了部分中外诗歌精英，为酝酿新诗的新变提供了可能性。以袁可嘉为代表的“新诗现代化”思路虽然有很多的欧化痕迹，但对中国新诗而言，这却是一场迟早要发生的对话。通过对瑞恰兹、艾略特等诗歌理论有选择的借鉴，袁可嘉建立了“新诗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并且以“现实、象征与玄学”作为具体的构思和写作策略，实现诗歌的“戏剧化”效果—也就是通过改变诗歌在读者心目中存在的形态、增加诗歌的难度，达到“辩证的(作曲线行进)，包含的(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因此有时也就晦涩)，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现代的”理想状态。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像权力，尤其是在时代大动荡的背景下，纯粹艺术与时代政治的冲突在促使《诗创造》分化的同时，也暗示了现实对诗歌和诗人的巨大压力。文章在最后对新诗“现代化的寻求”表达了一直想说出而不便说出的话—视点决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