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担保法》和《票据法》虽均涉及了票据质押的问题,但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抑或《担保法》起草者对票据制度的认识不够,《担保法》设计的票据质权设立方式并未考虑到票据及票据行为的特性,其设立方式与动产质押并无二致。尔后《票据法》的立法者虽考虑了票据及票据行为的特殊性,但又未考虑票据质押作为权利质押的一般性。如此一来,两法呈现冲突之势,进而造就司法实务的裁判不一致。面对规范冲突及裁判的不一致,有论者提出了“单一论”,试图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者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去解决该问题;也有论者提出了“双轨制”,试图创设两种票据质押制度,以解决前述问题;更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批判立法,给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在票据质押的问题上,《担保法》和《票据法》并不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进而考究两法的立法时间,也不谈不上新旧之别,故“单一论”的局限性是明显的。法的统一性不容同一对象构成两种制度,而且所谓“担保法上的票据质押制度”存在行权障碍等重要缺陷,故“双轨制”的观点也不妥当。本文以为,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的构建首先应坚持合理的认识论,其次需采取合理的方法论。由于《担保法》和《票据法》自身的局限性,均不足以承载设立票据质权的功能,从法秩序的统一性出发,只有结合两法的具体规范才能合理规整票据质权的设立,故“统一论”是构建票据质权设立方式应坚持的认识。立法论与解释论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两种常用方法,而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非是并列的,而是一种顺序关系。法律人应首先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与解决问题,只有穷尽一切解释方法尚不能解决的,才有必要诉诸立法论。由于法律经常由不完全的法条所构成,它们与其它条文结合才构成一个完全的法条,或互相结合成一个规整,此为拉伦茨所言的法律的意义脉络,因此在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的问题上,解释论,特别是体系解释是解决法律不一致的首要方法。在“统一论”的指引下,然后采取“解释论”的具体方法,进而考究票据的要式性以及票据行为的文义性与无因性,探求票据质押的规范旨趣,寻找票据质押规范的意义脉络,最终才能具体构建票据质权的设立要件,即票据质权设立时,出质人需在出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并在票据背面或粘单上背书,且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可谓“统一三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