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立和谐社会,化解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种有别于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被提了出来,此即当前稳步推行的大调解制度。大调解制度不同于普通的调解制度,其主张纠纷解决过程中调解的优先性和各部门的联动性。维护社会秩序是大调解制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除此之外,大调解制度亦应将正义的实现作为自己的追求,因为只有建立在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和谐才能稳固和久远。大调解机制与发端于美国的ADR模式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二者间存在着更多的不同,因此,将大调解制度与ADR模式简单加以对比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我们需要认识到二者间的差异性,如此方能避免简单照搬和一味否定的不良结局。笔者以为,大调解制度和传统意义上的审判制度并非孑然对立,相反,二者还可有相互借鉴之处。但在当下的大调解格局中我们需要厘清二者间的关系,找准二者在应然意义上所处的位置,从而在大调解活动中更多体现司法的参与者角色而非主导者角色,以期更好地实现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初衷。本文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大调解模式进行了界定的同时,重点阐述了“大调解”的当代价值。“大调解”的当代价值第一是维持秩序,第二是追求正义。第二部分笔者试图对大调解制度与ADR模式以及大调解制度与审判制度二者间的关系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第三部分笔者从大调解的指导思想、大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大调解泛化带来的问题、大调解过分行政化、大调解中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及调解协议履行的法律保障性等方面对我国现行大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改进大调解制度的建议。笔者从广大人民群众及行政机关的思想观念及对大调解如何在立法上完善、改善人才结构、改善经费来源等方面对大调解制度提出了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