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起于康熙年间,此后绵延二百余年,与清代及民国初年的学术发展关系密切。作为末代宗师,吴汝纶的古文成就尤为值得关注。故本文选择以吴汝纶古文为研究对象,以《吴汝纶全集》中收录的四卷文集为基础,集中探讨其文学思想的渊源、古文创作的内容、古文理论以及其在晚期桐城派流变和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吴汝纶的文学渊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和交游对象密切相关。西风东渐使中国社会在教育制度、学术思潮等方面产生诸多变化,这些新变使吴汝纶的古文既带有传统文论的印记,又具有接受西学、与时俱进的特质。动荡的晚清时局,深厚的学术积淀、广泛的师友交游,使其古文创作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为经世济变、治经论学而作的论说文,也有铺叙功德、缅怀亲友的墓志碑文,更兼有记叙山水形胜、描写人伦亲情的生活杂记。从其具体的理论主张来看,吴汝纶的古文思想兼具继承性与变通性。一方面,他服膺桐城家法,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以气为主”的批评观和“因声求气”等理论,自觉接受方苞等人推崇的“雅洁”文风,追求更为纯粹的古文之美;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桐城文章的“清淡”之弊,强调“以汉赋之气运桐城古文”,达到“醇而能肆”的美学标准。在这种风格论下,吴汝纶对古文语言的选择更加谨慎,坚守“反俗求雅”的底线,保持古文语言的纯洁。同时,吴汝纶重新思考古文创作中的文道关系,指出“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并主动剥除古文中的义理要素,将其作用延展至传播西学等方面。总之,吴汝纶由桐城派“旁逸斜出”,以调和汉宋、兼容中西的开阔眼光对桐城文论进行了改造,将义理主题从古文中剥离,并为其增添了写照传声的现实功能,架起古文与社会现实连接的桥梁。此外,吴汝纶长期致力于教书育人,将自身古文思想施于教育实践,培养起大批学派后进,为桐城学脉在清末民初这一新旧文化交替关口的延续和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