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是由契丹和女真两个北方民族相继建立的政权，在辽金史研究中，学者较多的关注两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似点。墓志作为辽金墓葬中较为常见的器物，其器形的演变是辽金考古学研究重要的内容;同时，墓志上由当世人所书写的志文，也是史学研究中传统史料的重要补充。对墓志材料进行科学地整理与分析，不仅能从墓志的外在形制方面得出规律性认识，还可以对墓志内容进行整合梳理，为辽金史学研究提供更为系统的资料。本文拟以北京地区已发表的五十四方辽金墓志为基础，就其形制演变以及志文内容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家族世系和婚姻关系等信息做一归纳性地梳理，从中分析总结其一般性的规律，以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状况。　　通过对北京地区辽、金两朝墓志的分析，可以发现，两朝的墓志之间既有继承性，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北京地区目前发现的辽代墓志，从族属上看，全部为汉人墓志。这些墓志从志盖的形制与装饰纹样，到墓志的体例、内容，以及书刻字体，都更多的继承了当地唐代墓志的风格，志盖均为覆斗形，四刹刻十二生肖及缠枝花卉。到了金代，除了汉族墓志以外，女真贵族与契丹遗民的墓志也出现在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墓志也开始发生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在规格、体例上出现分化现象:一部分上层贵族的墓志在唐、辽风格的基础上更为程序化，而下层官吏的墓志则趋于简化。志盖的变化较为明显，覆斗形十二生肖志盖不再是主流，正方形无纹饰志盖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明、清墓志志盖的主要形制。在志文的书刻字体上，也从辽代的单一楷书，发展为金代楷书与行书、行楷共存。辽金墓志形制的变化，反映出了北京地区在两个政权中政治地位的变迁。　　墓志刻文的内容十分丰富，其史料价值体现在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本文选取宗教信仰和世家大族两个角度对北京地区的辽金墓志作深入研究。通过对墓志的研究可以发现，北京地区由辽至金，对佛教的热衷程度逐渐减弱。北京地区的辽代墓志，主要以汉人世家大族的墓志为主，例如，有辽代开国重臣韩延徽的家族墓志、中期名相张俭的家族墓志，以及与这些大族有姻亲关系的丁、董、郑氏的家族墓志;至金代，汉人世家大族墓志的出土数量锐减，取而代之的是女真贵族的家族墓志逐渐增加。经过北京地区多年的考古工作，现已确定了金代皇帝陵寝的位置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界内，除此之外，根据墓志内容所提供的资料，可知女真贵族，如乌古论家族和蒲察家族也在北京地区修建了家族墓地。　　北京地区辽代以汉人墓志为主，缺少契丹人墓志;而至金代，除汉人墓志趋于两级分化外，女真人墓志大幅增加。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有二:　　首先，辽代采取南北官制，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施政理念统治全国。作为汉人最主要的聚居区，又是整个辽境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辽南京是“汉制”贯彻最为彻底的城市。在这种政策扶持之下，大批汉人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统治阶层，并利用婚姻手段，与其它汉人官吏结成姻亲关系，构成一张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网。汉人世家大族正是通过这张网，向上可以制衡契丹贵族，向下则有利于对辽南京地区的统治。这种现象反映在辽代墓志上，就表现为有姻亲关系的汉人世家大族的墓志占据了主体的地位。辽王朝的统治者，实际上也是通过控制辽南京地区的世家大族，来管理其辖区内的汉族居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辽南京的汉族居民尽管处于契丹族的统治之下，其墓志的形制、规格、体例、内容等方面还保留着大量的唐代风格。　　其次，金代海陵王迁都中都之后，将皇陵也迁至北京地区，一些女真贵族的家族墓地也随之迁至北京。这一迁徙行为的直接后果，反映在本文的研究中，就是女真贵族墓志在金代北京地区墓志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同时，随着海陵王迁都北京，金王朝政治权利中心南移，作为都城，这里的统治结构势必要进行调整，形成以皇帝为中心的上层统治阶层和下层官吏阶层。这也造成了北京地区汉人世家大族势力和佛教影响力的衰落。原有的汉人世家大族，在这种冲击之下，小部分跻身于上层统治阶层，但更多的则成为下层官吏。这种情况反映在墓志中，就表现为金代的汉人墓志开始出现两级分化现象，一部分体例、内容更为程序化，另一部分则趋向简化。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北京地区在由辽至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与辽金统治区域内的其它城市不同的特性，即从隋唐时期的北方军事重镇，逐渐发展成为北中国的首都。辽金两朝是北京首都地位的确立时期。辽南京作为陪都，是辽五京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又是汉族士人居住的主要地区，经济、文化优势在此时业已凸显。金代海陵王迁都后，金中都的政治地位迅速抬升，北京最终成为了金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地区自辽、金两朝开始，逐渐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中心地位于一身，为北京最终成为全中国的首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