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大量存在的“疾病医疗书写”为研究对象,探究当代中国（1949-2016）的疾病医疗史、生命政治与文学间的互文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史视野中的文学研究。社会史并非只指政治、军事史等宏观社会史,也包括日常生活史、疾病医疗史、科技史等等微观社会史,因此,本论文研究将大致遵循与社会史密切相关的主流文学史的时间框架。当代少数民族题材文学的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经历了“国家主体”、“个人主体”、“少数民族主体”以及三者“众声喧哗”的不同时期,在这其中“疾病医疗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贯穿其中的还是近现代以来现代与传统之间冲突与对话的一贯主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为内忧外患、羸弱不堪常常被比喻为病弱的身体,国人也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以来在列国竞争的国际语境中盛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病弱需要救治的对象”这一叙事策略,被转换成了国家内部中的“少数民族是一个病弱需要救治的对象”了。因此,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作品中关于“疾病医疗隐喻”的现代性想象大量出现。因此,1950-197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中的“疾病医疗书写”是一种“国家主体”的现代性叙事,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为主要诉求,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现代性改造。这一时期的“疾病医疗书写”将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异质性的少数民族传统视为“疾病”,对这些异质性文化传统的改造和整合就成为医疗的隐喻。透过空间的变化、感性的身体和日常生活,这一时期的“疾病医疗书写”体现了现代对传统的革命和改造,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民族民间医疗的隐约身影。“新时期”①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中的“疾病医疗书写”以人道主义为主要诉求,追求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以及人的自由、价值、尊严,这是一种“个人主体”的现代性叙事。疾病是草菅人命、践踏尊严、剥夺自由等非人道的隐喻;医疗则是关爱生命、尊重人的尊严、赋予自由等人道主义思想的隐喻。19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①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中的“疾病医疗书写”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塑为主要诉求,体现了少数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努力,这是一种“少数民族主体”的文化叙事。这一时期的“疾病医疗书写”透过“自然的追求”、“宗教的信仰”和“母族/家支和地方传统的寻踪”表现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皈依,它将现代性视为现代疾病的致病之因,将回归民族传统文化视为治病之策。近十年②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中的“疾病医疗书写”表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这里既有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诉求,也有人道主义的诉求,还有少数民族主体性想象和建构的诉求。这些“疾病医疗书写”继承了之前的内涵,又有了一些新的特质。它们共存、争鸣、“众声喧哗”,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协商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