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救助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十八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建国初期的社会救助主要是维护新中国的稳定，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救助主要是安抚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下岗工人，而全面建成小康时期的社会救助则侧重于全面脱贫和共同小康两大目标。近年来，大量社会救助的优惠政策聚焦到了作为城镇贫困人群的城市低保户身上。为保证城市低保户能与普通市民一起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在社会救助和各项配套措施上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工作中出现了“厚此薄彼”现象，即同为社会底层和贫困群体中的城市低保边缘群体却被社会救助项目所排斥。从保障公民生存权的角度来看，仅仅因为城市低保边缘群体收入略高于低保户就将其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这是不公平的。　　本文通过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学者对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的关注更多在于群体界定和救助标准方面，虽然该研究有助于框定救助范围和救助资金需求，但是缺少对当前城市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效果的思考，难以有效提升城市低保边缘群体实际救助效果。唯有对其当前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实施效果进行思考，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城市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的发展。在论文写作中，笔者首先通过对南昌市各县区发放调查问卷和入户深入访谈，然后整理数据信息，进而分析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的特征、成因以及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　　社会救助工作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同样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社会救助工作将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新的问题，也就要求其必须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救助体系。因此，本文建议应该从个人、社会和政府等多主体角度完善当前城市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在个人救助层面，本文认为应宣传城市低保边缘群体自救理念，树立其自力更生意识，促进其学习就业技能培养进而实现自身造血能力。在社会层面，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借助社会资本，丰富商业保险种类，为我国城市低保边缘群体补牢第二张“安全网”;另一方面应宣传志愿者精神，鼓励社会义工组织发展壮大，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传帮带”的特色，让更多的志愿者进入社区帮扶贫困群体。在国家层面，本文认为:首先，应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调整，在财政收入稳健增长的背景下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将更多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畴，对其进行帮扶;其次，应拓展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范围，由政府负担起更多的保障职责，如提供低保边缘群体大学教育险、重大疾病险等;再次，国家应推进低保边缘群体需求表达渠道建设，让该群体具有自我表达诉求通道;最后，政府民政部门应梳理城市低保边缘群体保障权责，厘清救助管理者工作职责，提高救助站工作人员待遇，提升救助工作人员职业化和专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