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是对上起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下至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沙门拜俗”之争的文献与事件的集录,其中汇集的佛教进入中国以来僧俗之间的六次激烈争论,反映了晋唐时期佛教同代表皇权思想主张的帝王、官员间关于是否应当“敬王拜俗”的思想交锋和辩论。该书蕴含的学术价值丰富,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等多个方面,是研究儒佛伦理、政教关系问题的重要典籍。佛教传入中国后,沙门自称“方外人”,不礼拜一切“白衣”,表面上这只是尊卑伦理冲突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佛陀的至高无上与王权至上之间的冲突。以东晋的两次沙门敬王之争为冲突之肇始,围绕礼制、王权、佛教的有益性辩论,为后世沙门拜俗问题提出了解决范式,而后各代的辩论双方多围绕这两次辩论的内容展开论述。南北朝至隋期间,统治者对佛教的管理政策逐渐走向成熟,僧人获得自称法号的权力,明赡的据理力争也再次证明了佛教的巨大能量。唐代统治者进一步将拜俗范围扩大,佛教也不只在以往“忠孝”的范围内进行反击,转而以戒律立论,强调佛教于国家、社会的无害性。六次辩论均以佛教一方获得胜利而告终,展现了佛教从借助戒律反驳儒家伦理观念到逐渐形成自身理论进行立论的转变,从形成的“不拜俗”理论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佛教在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进行反驳,体现了佛教对儒家纲常思想的融合。这说明了佛教虽然获得了辩论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已经逐步受到了王权的控制。从东晋沙门敬王之争后,论争不再仅是士大夫、文人与僧人间思想上的碰撞,帝王也直接参与其中组织论道活动,这是对平衡各家思想进行有意识的探索,后代隋唐帝王沿用公开论争解决儒释道问题的举措即是这种探索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