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反腐视野下行贿获利的没收

来源 :西南政法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ephinr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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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行贿犯罪及其所得采取制裁加没收并举的司法对策,既是完整行贿犯罪的法律后果,又符合根治腐败的现实需求。在学理层面,“任何人不应因自己的不法行为获益”的伦理断言和法律信条必然包涵剥离或没收行贿获益。但在公法实践层面,对行贿获利及其处置因种种缘故至今处于规则模糊的状态,由于“重受轻贿”定罪已是惯势,没收行贿获利尤其成为整个刑事司法机制运行的短板,具体针对行贿获得财产性利益的没收,更是缺乏规范和经验的双重支持。基此,依据法价值和现有公法规范体系,系统追问现制之不足及其成因,运用国际大视野清晰完善没收规范体系的主线,在违法所得二元化处置的体制中寻求扬长避短的路径,极具理论意义。不仅如此,在整个公法采取“以罚代没”或“罚没合一”策略,以致于没收规则时隐时现且零散分布的当下,重点针对行贿获利的估算、没收方式选择,详定没收方案和具体步骤,既可以避免在体系性思考时淡化问题意识,又可以由局部突破或重点攻关,系统完善没收规则。本文共八个部分,约25万字。导论简要归纳没收行贿获利的研究目标和思路。首先,界定行贿获利与没收概念,建立研究平台。行贿获利指通过行贿获得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本文语境中的行贿获利限指行贿获得财产性利益;特别没收具体指将行贿获得的财产性利益收归国有。其次,从人性角度论证存设没收制度的必要性。人的利己本性是腐败行为的内驱力,剥夺利益必是规范个人行为的重要手段。第三,清晰研究思路,以刑法第64条为起始,以完善刑事“特别没收”为主线,运用刑事法思维严密包括行政没收在内的整个没收实体和程序规则。第四,依据财产权保护原理划出没收边界,确保公权力的正当行使。第一章分析近年惩治贿赂犯罪数据与案例,评估现状,发现问题。首先,比较分析2013-2017年全国法检系统查处贿赂犯罪数据,总结查处贿赂犯罪“重受轻予”的特点,指出反腐斗争中两类犯罪判罚数量整体上升的态势,用数据说明近年行受贿犯罪判罚比例有所缩小的事实,同时从近年法院判决行贿犯罪数量仅是检察机关查办数量的四分之一,分析综合致因。其次,搜集整理2009-2019年全国中级以上法院公布的行贿罪裁判文书,重点考察行贿获利类型和特点,针对涉及没收行贿获利的仅有的三个案件展开具体分析,揭示刑事司法活动中“以罚代没”现象及原由。第三,结合监察体制改革,分析处置贿赂所得的程序控制意识和实际效果,在肯定逐步强化对涉案财物查控的取向的同时,检视现制的短板。第二章明确没收行贿获利的价值基础、原则,系统介绍国际社会相关经验和法例。首先,从“任何人不应因自己的不法行为获益”的价值基础,说明行贿获利没收具有实体法处分的性质,它既不同于通过制裁令犯罪人得不偿失,也不同于诸如没收犯罪工具的保安处分。其次,用合比例原则限定没收力度和方式。合比例原则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适当性,要求没收措施的选择应该有效;二是必要性,即没收不能超出合理范围或者不择手段;三是衡平性,要求选择负效应最小的没收措施。第三,从国际公约和域外经验中了解没收规律。三个国际公约对犯罪所得的范围界定都为通过违法犯罪直接或间接所得的任何财产,对犯罪所得价值允许估算。德英两国可供借鉴经验则是: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总额原则;没收效力可及不当取得的第三人;准用民法规则区分混合财产。第三章分析没收行贿获利不同模式及其特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没收制度。首先,比较分析域外民事没收和刑事没收模式的异同,说明无论姓“民”还是姓“刑”,没收的主体、对象是一致的,没收程序的区别仅仅在于对诉权的理解不同而已。我国大陆采取二元制没收模式,对一般违法所得采取行政没收方式,对犯罪收益采取刑事没收方式,二元制没收模式的优点是将大量一般违法所得采取即罚即没,行政处置效率明显,刑事司法机制负担不致过重;缺点是体制壁垒导致处置过程中衔接松散,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极易导致选择性执法,或者过度追征或者遗漏没收犯罪人的违法所得。其次,从法的安定性和持续完善制度的需求出发,确认运行我国二元没收模式的必要性,同时建议强化行政、侦查调查、起诉、审判等部门在查控和处置违法犯罪所得方面的无缝衔接。再次,依据二元制没收模式,提议用刑事法思维贯通整个没收活动,逐步清晰没收方案与步骤,具体措施是:细致解释刑法第64条规定,严格遵循刑事诉讼规则,细化计算违法所得方法,论证没收追征步骤。最后,针对职务犯罪调查体制变化,根据《监察法》规定,探讨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在贯通公法体系、深度衔接二元模式、促成没收一体化方面的配合和协调作用。第四章具体分析行贿获利类型,探讨相应的没收方式。首先,行贿获利可以分为两大类型:行贿获取直接财产性利益;机会型行贿获利。所谓机会型行贿获利指通过行贿获得进入市场、获得工程项目、减少时间成本等机会,经后续生产经营所获得的财产性利益。行贿获利类型不同,没收方式应有所区别。行贿获利后财产所处状态不同,没收方式亦应有所区别。其次,建议用特别没收统指没收追缴,特别没收的下位概念是没收和追征。没收针对原物,即对行贿获利的原物或行贿获利转化之物,适用没收;追征针对对价物,针对机会型行贿获利或者没收原物不能时,适用追征。再次,没收追征是剥离个人财产中的犯罪收益部分,因此应当运用财产权法原理甄别财产性质。尤其在混同收益中剥离违法所得;对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中的违法所得,须根据私法原理细致甄别。最后,由民法界定的善意取得限制没收的范围,与罪责自负不同,没收行贿获利可溯及非善意取得的第三人。第五章探讨计算行贿获利的具体方法。首先,建议适用总额原则框定行贿获利的范围,所谓总额原则即在计算行贿获利数额时,不扣除行贿人支出的违法犯罪成本。但对机会型行贿获利而言,扣除行贿人获取机会后正常的经营管理成本并不与总额原则相悖。其次,展开分析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推介的具体计算方式,根据不同行贿类型摸索针对性计算方法,总结其中总收入法、总收入中扣除成本法、派生利益法等计算方案的关注点及原因。再次,建议主要借助于常规财务会计规则推算同行业同期利润,企业账目混乱、不能准确计算获利数额时,允许法官依据派生利益做出估算。估算步骤是:确定获利的基础事实;选择相对恰当的获利基数,根据个案确定与行贿关联不大的可变成本,做出的必要的扣除。第六章论证对涉案财物查控的具体规则,针对处置权分散且缺乏司法控制、法律规制不系统且程度不高、涉案财物不易保管等查控涉案财产的难点、疑点和问题,给出查控拟没收财物的应然方案,即分离基于没收的保管和证据保全;确认查封、扣押和冻结等具体措施以及启用独立的扣押令与专门控制程序。同时,还论述了为追征而扣押的司法控制要求,民事诉讼法财产保全的有益借鉴以及对涉案财物紧急变价的程序控制。第七章没收行贿获利的程序控制。首先,在法庭调查阶段应将行贿获利事实及没收力度的调查放在犯罪事实调查之后、量刑事实调查之前。其次,没收行贿获利的举证责任具有双向性,证明标准采取优势证明标准即可,允许没收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对获利价值轻微的可不予没收。第三,在特别程序中检察机关负有证明违法犯罪事实、行贿获利及死亡逃匿的责任,对行贿获利数额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赋予没收利害关系人诉权。最后,没收款项应纳入司法救助基金,并建立合理纠错及权利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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