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累积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凸显，面对日益严峻的减排压力，在达到环境承载力之前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又可能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冲击。随着中国环境管制的加强，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被迫关停，溢出了大量失业人口，部分企业面临减排和去产能的压力，其经济效益受限，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从短期来看环境保护可能引起的失业问题十分严峻。技术创新对实现经济长期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同时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机制具有改善民生的效果。技术创新是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双重红利”的有效途径吗？如何利用合理的环境政策和创新政策来应对环境保护和就业冲击的矛盾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和破解目前环境保护和就业增长的“两难”抉择的迷惑和困局。
　　2009年《世界劳工报告》提出了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说”，即通过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刺激劳动力需求，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增长的双重红利。但是，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红利，现有研究尚未达成共识。根据波特假说，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而企业改变生产技术或者治污技术会对就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本文将技术创新引入环境规制与就业增长关系的讨论中，在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直接影响的同时，作为一个新视角，将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间接影响，将使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加精确和全面。
　　本文以全球环境危机为背景，结合中国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现状，沿着理论研究→机理探源→实证分析→政策设计的基本路线对论题进行研究。首先，在理论研究上，以波特假说、双重红利假说、创造性破坏理论和就业补偿理论等相关理论假说为基础，通过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梳理，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其次，在机理探源方面，通过数理分析和归纳提炼得出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揭示技术创新影响环境规制与就业增长关系的传导渠道。其次，在实证分析层面，以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甄别不同技术创新类型如何协调环境规制和就业增长的关系。最后，在政策设计中，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的历史阶段和演进轨迹，结合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中国利用技术创新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的政策选择。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就业，还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的就业效应。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存在两种机制，即负向的成本效应和正向的替代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地，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是破坏就业的替代机制，二是创造就业的补偿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三者的作用机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系数为(0.061，-0.183)(其中，0.061为二次项系数，-0.183为一次项系数)，等于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总效应系数(0.535，-1.622)减去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效应系数(0.474,-1.439)。同样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系数之和为(0.06，-0.18)，进一步验证了三者的作用机理的可靠性。技术创新能够有效缓解或者抵消环境规制潜在的就业负效应，要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增长的双重红利，应根据不同行业环境规制与就业U型曲线的阈值，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策略；适当提高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环境经济手段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带动经济绿色发展和就业增长；促进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灵活匹配，降低环境规制社会成本。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将环境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导出包含环境政策和研发投入的就业影响因素基本模型，通过理论综合和归纳提炼，揭示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影响机制，有利于在理论上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的复杂关系；二是选取2006—2015年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按照不同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行业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有助于为政府部门在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针对不同行业实际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策略提供实证支持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