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着高端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FDI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在学术界达成了普遍共识。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更是凭借“以市场换技术”，大力引进外资的方式搭上了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与此同时，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二者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具体地，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会对FDI在我国城市间的区位选择产生何种影响？
　　我国政府历来都高度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与质量，不断增强中西部与东部城市的可达性，陆续缩短各地主要城市间的行程，一直是我国政府推行的重大举措，以期改变当前中西部相对匮乏且良莠不齐的基础设施现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考虑到当前我国不同地区间 FDI及其所带来的技术溢出与示范效应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来影响 FDI区位选择，就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策略选择；而通过铁路提速来考察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也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铁路大提速的背景，考察铁路提速带来的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沿线城市 FDI的影响效应。以铁路提速为切入点，有利于对现有影响FDI区位选择的文献进行补充，同时为地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FDI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直接性的经验支持。
　　本文重点关注京广线和京沪线途径省份的地级市，利用城市层面的微观数据系统研究铁路提速对沿线城市 FDI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构造提速站点城市和非提速站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倍差法考察提速对站点城市的FDI影响效应，将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 FDI影响效应从城市固定效应中识别出来。
　　本文的研究表明，铁路提速对沿途站点城市的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控制了物质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变量以及站点城市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显著。此外，本文发现：（1）相对基础设施质量而言，由铁路里程所代表的基础设施数量对 FDI流入量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暗示交通基础设施在数量上的扩张并不能够提高一个城市对 FDI的吸引力。（2）交通设施质量的提升对 FDI向沿线城市流入的促进效应，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经过时间沉淀的一种长期性影响效应。（3）铁路提速后，超级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FDI并未产生“虹吸效应”，而港口城市对周边地域的FDI流入发挥了较强的辐射作用。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点对现有文献进行突破：一是视角上，以铁路提速为切入点，系统地考察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途经城市 FDI流入的影响。与本文研究比较相近的是 Sone 等（2013），后者较早地关注了由日本铁路提速所带来的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影响效应。但他们侧重于探讨基础设施质量对铁路运营商财务状况的影响效应。本文则在该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二是方法上，使用倍差法将由铁路提速所代表的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影响效应从城市固定效应中识别出来，这就避免了传统计量模型估计所产生的基础设施效应与城市固定效应相混淆的问题。三是数据选取上，有别于以往文献使用的省级或国家层面的数据，本文利用微观层面的城市数据，能够相对有效避免宏观数据加总偏误，从而增加主要结论的可靠性。四是铁路的内生性问题处理上，本文采用新颖的工具变量，有效地控制了铁路提速的内生性问题，使得本文的结论更具稳健性。
　　本文尽管考察了两条具有代表性的铁路干线提速对站点城市 FDI的影响效应，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并未进一步扩大样本选择范围。此外，这一促进效应的作用渠道和微观机理也是值得后续关注的研究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