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转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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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国际贸易引致的碳排放问题早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与生效标志着RCEP成员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由此引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于2020年明确提出要“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日本、加拿大、韩国也做出在205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承诺。各成员国充分认识到低碳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低碳能源转型、碳中和及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共识。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产生的贸易利得与环境成本深入考察。本文围绕中国与RCEP成员国隐含碳排放责任分担、各省碳转移模式以及如何同时实现贸易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目标这一主线展开,为低碳目标约束下加强区域合作和推动绿色贸易发展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在理论分析中借鉴贸易与环境相关假说,参考Copeland and Taylor(2003)的环境污染供给与需求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国际贸易碳排放效应模型,说明环境作为公共物品,若不能将其成本完全内在化,那么国家间环境要素相对价格不同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差异会决定各自的贸易模式,由此导致碳转移现象的发生。在实证分析中,首先,选取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07—202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总贸易核算法测算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分别基于生产者原则和消费者原则并明确碳排放责任分担,构建贸易利得—环境成本指数衡量环境质量变化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增加值净额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1)基于总贸易核算法的增加值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以提供最终产品为主。(2)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测算结果表明,基于生产者原则测算的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累计量大于基于消费者原则测算,因此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使国内碳排放量增加。进一步从国别角度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贸易不利于碳减排。(3)由中国与RCEP成员国整体贸易收益—环境成本指数结果可知,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不利于国内环境质量改善,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重制造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过高。其次,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嵌套,从省域层面考察各省在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根据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包含的增加值在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的流动方向,对31个省份碳排放转移模式进行划分。结果表明:(1)各省增加值碳排放转移结果表明自身资源禀赋、区域优势、产业结构等特点决定了其参与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净调入与净转入地位以及碳转移流向。(2)从山西、内蒙古等地以为国内其他省份提供中间产品引致的二氧化碳调入为主,广东、江苏和浙江在国内增加值碳排放转移中处于碳排放调出地位的同时,在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转移中处于碳排放转入地位,意味着上述省份在可能在国内外碳排放转移过程发挥“中转站”作用。(3)将31个省份根据与RCEP成员国引致的净碳调入量net G及净碳转入量net F划分为四类,分别是以河北、山西、内蒙古为代表的模式Ⅰ省份、以江西、湖北为代表的模式Ⅱ省份、以天津、黑龙江为代表的模式Ⅲ省份和北京、上海、浙江为代表的模式Ⅳ省份。再次,根据前文对行业及地区的划分,构建“多国—多区域—多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基于采用交互熵法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分别模拟贸易政策、环境政策以及贸易、环境政策协同作用对宏观经济指标、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对RCEP成员国贸易结构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1)对重制造业的战略性R&D补贴力度增强对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对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量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分行业来看,模式Ⅰ和模式Ⅲ省份的重制造业部门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为明显,因此,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2)实行碳税政策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对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量均有负面影响,而且该影响会随碳税水平提高、行业及区域覆盖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所以环境政策也难以兼顾经济增长与碳减排。(3)贸易、环境政策协同作用可以弥补上述政策单一作用时的缺陷,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产出、对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量均相对于基准情景出现正向变动的同时,可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综合效果更好。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聚焦于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转移,完善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贸易引致的碳减排责任分担研究;(2)利用最新发布的数据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嵌套,从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两条渠道分析31个省份在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中的碳排放流动模式;(3)同时引入战略性R&D补贴和碳税模块,构建“多国—多地区—多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完成相关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用于贸易政策及环境政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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