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21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已连续十年位于全球第三,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不断提高对外投资积极性。然而部分东道国的宏微观制度尚未健全,不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稳定的市场制度,以至于难以保障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合法的投资权益,与此同时部分企业也缺少相应的制度风险意识,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一定程度风险。特别是在我国宏微观制度环境逐渐完善的背景下,东道国与我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将会逐渐提高对外投资企业的适应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而影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而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促进、鼓励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协定,能够从特殊制度视角出发弥补制度差距对我国对外投资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后疫情经济背景和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从制度距离视角出发研究双边投资协定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关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以往学者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和制度距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前人研究的亮点与不足,提出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其次,本文以国际生产折衷论、嵌入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分析双边投资协定和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及双边投资协定通过调和制度距离的负向作用进而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设;本文选取我国对74个东道国2007年-2020年的投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求双边投资协定、宏微观制度距离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还根据制度距离的方向对样本进行分类以检验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宏微观制度距离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在制度距离下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呈现“制度接近性”特征,即两国制度距离增大会显著抑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对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投资具有“制度接近性”特征,但是对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投资则表现为“制度逃逸性”特征,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效应;第二、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也可通过调节制度距离的负向作用进而间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种调节作用对于制度优于我国的东道国比较明显,对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其调节作用不明显;第三、随制度距离增大,双边投资协定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非线性关系,随制度距离增大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逐渐加强。根据本文结论,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从政府层面看,第一,应积极推动与更多东道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充分发挥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第二,应基于制度距离视角不断调整双边投资协定签署策略;第三,逐渐缩小宏微观制度距离,营造良好的宏微观制度环境。其次从企业层面看,第一,优先到与我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第二,重视我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距,不断降低在东道国投资的适应成本。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组每年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指数来测度微观制度距离,以新的微观视角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在制度距离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化影响,同时基于全球治理指数（WGI）构建宏观制度距离指标,综合微观和宏观制度距离视角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的影响;第二,本文在引入交叉项的基础上又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将宏微观制度距离分别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在不同宏微观制度距离水平下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