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拉美国家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外向型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本文试图建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以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双重二元经济为逻辑起点,以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进入进口替代工业化后期为时间起点,从三个层面阐述拉美劳动力流动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在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因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产业转移；二是由城市化以及国际移民引起的地域转移；三是在外向发展模式下发生的社会流动。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导言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文献并对研究思路和方法做以介绍。　　 第一章主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劳动力的基本特征和流动的宏观经济背景。人口增长率、劳动力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1970年至今,拉美处于低龄人口相对减少又尚未进入老龄化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负担轻。虽然相应地就业压力较大,但是,总体来说,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发展有利。关键的问题在于拉美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将人口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20世纪50-60年代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进展比较顺利,因此,劳动力需求较高。但是,70年代拉美错失发展模式转换良机,反而坚持“负债增长”的战略,最终酿成其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此后,拉美开始进行经济结构改革。　　 第二章主要分析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的劳动力产业转移。这个时期,产业转移表现为现代非农产业的“生产性吸纳”与“就业不足”并存。受益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而保持着历史上最高增长纪录的城市工业部门,尽管表现出很强的就业创造能力,却不足以完全吸纳一直在增长中的城市劳动力,结果,非正规部门成为另一重要的就业渠道。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为是:第一,土地改革没有实质性改变农村生产关系,人地矛盾突出；第二,农业和现代非农产业中的技术进步与选择均不利于劳动力的吸纳；第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投资相对于转移劳动力所需的资源不足；第四,大规模的城乡移民带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压力。　　 第三章主要阐述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城市化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是拉美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因为。虽然最低工资政策和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易于缩小组织程度不高的企业、甚至是现代部门的基础工资差距,但是,由“重工轻农”政策所造成的城乡基本工资差异始终存在,而且,城市工业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因此,1950-1980年城乡移民规模巨大。城市中劳动力供给(包括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需求在数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最终造成非正规部门过度膨胀。非正规部门就业因为能够缓解社会冲突而具有了反经济周期的特征,因而逐渐被城市就业政策所关注。　　 第四章主要分析外向型发展模式下的结构调整和劳动力产业转移。对应于80年代中期以后的“工业化倒退”,拉美就业结构在9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下降,第三产业就业上升,而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创造较多就业的第二产业“生产性吸纳”能力明显减弱。鉴于贸易开放和外资涌入成为90年代拉美地区的主要特征,本章重点关注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国中的贸易、投资与就业效果。总体来说,它们对就业的影响是部门性的。此外,劳动力的社会流动由1950-1980年的向上结构流动转向90年代因异质性增加而产生的阶层分化。80年代以来拉美的社会流动缺乏向上的动力,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　　 第五章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拉美移民。1970年以来,拉美的国际移民呈现出新的特征,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第一,“人才流失”影响本国人力资源的储备,长期内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低技术劳动力尽管获得较高工资却无法提高就业质量,同时大量非法移民产生；第三,高技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遭遇“教育贬值”型就业,“人才浪费”现象突出。侨汇已经成为继外国直接投资之后拉美地区获得发展资金的第二大主要来源。它有助于减少贫困,但对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不明朗。　　 结束语首先从流动层次总结了拉美劳动力流动的若干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第一,在长期内高质量的就业创造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而非增长速度；第二,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够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之间的矛盾；第三,积极开拓城镇就业途径,通过制度创新规范和促进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抵消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对劳动力吸纳的不利影响:第五,探索符合国情的城市化道路,防止劳动力“不完全转移”导致的“隐性城市化”；第六,建立既灵活又有保障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第七,消除制度障碍,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