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汽车已经展现出其替代传统驾驶的明确优势,设计制造一方也将智能汽车的优势定位为其可以降低乃至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类的安全,其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类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现阶段技术仍不够成熟,智能汽车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类所期待的行驶要求,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已有致人损害的交通事故发生,由此引发了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应对的责任承担难题。传统以驾驶者的过错行为为中心构建起的交通事故责任规则,因人类驾驶者的作用逐步被智能汽车搭载的自动驾驶系统所削减和替代,难以继续适用;产品责任规则,因智能汽车区别于传统产品的智能属性,同样面临挑战。基于现实情况和制度需要,在智能汽车领域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解决责任的归属,并对受损害方进行救济,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在侵权责任下,从法律适用困难向规则调整与构建推进,深入讨论责任的归属与承担之难,通过重构与完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智能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承担问题。基于此,本文除绪论外,将分为四个部分,针对智能汽车引发的责任承担问题展开研究:第一部分,首先,将智能汽车与传统汽车相比较,分析出智能汽车以传统汽车作为承载基础、具有智能性、具有自主与外部联网交互的特征,对智能汽车作出定义。并对国内外较为有代表性的智能汽车技术分级情况进行介绍,并做分析,确定本文研究的对象。其次,以讨论责任归属为出发点,通过对智能汽车交通事故进行界定,将其界定为智能汽车非完全处于人类操纵之下,在车辆运行中与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最后,基于典型案例区分智能汽车交通事故的主要类型,并且归纳总结智能汽车交通事故的特征,为下文做出铺垫。第二部分,首先,着眼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寻找理论上较为合理的责任承担模式,确定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和产品责任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其次,对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和产品责任规制现状进行介绍。最后,对两种责任模式与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不相契合之处分类阐述,主要包括责任承担主体认定困难、义务内容不明确影响过错判断、产品缺陷的判定标准难以适用、产品责任“因果关系”认定难度过大、免责事由存在滥用可能问题,以此明确我国智能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承担存在的困境。第三部分,将视野转向域外国家,分别从较为笼统且多为监管性质的美国《自动驾驶法案》、明确了驾驶员的权责、赔偿数额、自动驾驶汽车信息中的存储和利用等问题的德国《道路交通法》修正案、自动驾驶汽车纳入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将赔偿对象扩大为“任何人”的英国《自动与电动汽车法案》,获得对我国构建智能汽车责任承担规则的启示。第四部分,首先,提出在现有规则本身固有直接适用困境和解释论无法解决的基础上,须重构我国智能汽车责任承担的规则体系,将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进行重构和产品责任进行完善。其次,具体到两种责任,一方面,在智能汽车交通事故责任问题上,引入保有人制度,将责任承担主体确立为享有运行利益和运行支配的保有人;并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另一方面,在智能汽车产品责任问题上,采取“消费者合理期待”作为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对“合理预见”的理解进行调整,并对认为不当因素介入的中断效果进行否定;采取限缩方式限制生产者滥用发展风险抗辩的可能。最后,为弥补责任标准认定、责任证明困难和救济不及时的不足,将完善与构建智能汽车相关制度与配套技术措施,试图填补智能汽车安全标准以及监管制度的空白;并引入“黑匣子”技术降低智能汽车交通事故后事故原因难以查明和难以解释的双重举证困难;同时确立强制责任险的投保义务人为智能汽车保有人的同时,扩大强制保险的保险对象,将车内人员和被保险人纳入其中一定程度上的作为救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