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问责成为推动疫情防控责任层层落实的重要利器,各级党委政府和纪委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类失职渎职问题展开火线问责,展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然而,随着问责压力陡然上升,随之出现的是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责任的官员及其行为,基层政府避责行为开始滋生蔓延。避责行为,是政府官员在履责过程中为规避责任或减轻问责而采取的特殊行为,在疫情期间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基于疫情背景下问责制度的发展现状与实施情况,以及基层避责的不同行为表现与策略类型,本研究立足基层实际,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提出“制度—结构—情境”的分析框架,对避责行为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治理路径。制度、结构和情境共同塑造着避责行为。从制度层面来看,高强度的制度性问责压力、层层向下分解的考核评价体系,低效运转的激励与容错纠错机制,催生了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倾向;从结构层面来看,上下级政府间的权责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关系,形成了基层政府的避责空间;从情境层面来看,疫情不确定性风险和社会舆论压力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的避责动机。同时也应注意到,疫情防控工作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基层工作重点和基层干部的认知,使基层政府陷入一种“无意识的避责”窘境。制度、结构、情境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由此生成不同策略选择与行为模式。为遏止基层政府避责行为产生路径依赖继续蔓延扩散,本研究从制度优化、权责规范、风险管理等层面提出相应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路径,以防范和化解基层政府避责行为及其造成的负面效应,实现基层善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