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农村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凤阳“大包干”在农村改革史上有着十分显著的地位。“大包干”改革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改革的思想与实践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早在1961年,曾希圣为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局面,在安徽率先推广“责任田”。虽然“责任田”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粮食增产有显著效果,但受到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最终未能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夭折”。“责任田”的实践不仅给当时的干部群众留下美好的回忆,也为后来“大包干”的实行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正是有了“责任田”的尝试,马湖公社在1978年,对烟叶经济作物进行了“联产计酬”,通过产量计算酬劳,以此来调动农民积极性。但无论是“责任田”还是“联产计酬”都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方法太过于繁琐,从根本上没有解决平均主义的弊端。此时群众对于“大包干”的想法已经呼之欲出。然而在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联产计酬”和“大包干”都是不被允许的,二者都突破了中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面对群众的迫切希望,以万里、陈庭元为代表的安徽省委和凤阳县委保护并支持了“大包干”改革。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凤阳“大包干”在邓小平的肯定下,得以被正名。凤阳“大包干”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党中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领导,也离不开安徽省委与凤阳县委对“大包干”的保护与支持。但其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因贫困倒逼生产关系变革,通过实践对土地制度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与创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稳健发展。通过对凤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段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其基本经验,无疑为未来的乡村振兴与农村深化改革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