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在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描述翻译学研究的基础上,将目标语言文化引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并以大量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探寻体现在译本中的各类翻译规范,使描述翻译学成为一门系统完整的科学。本文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指导下,对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长篇小说《飘》在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规范方面的探析,一方面从社会意识形态,诗学等角度探寻影响到译本特点的译前规范,另一方面从译本语言的历时性变化看存在于其中的操作规范。在对三个译本进行译前规范的重构过程中,本文发现：傅东华译本中明显的“归化”特征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诗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对当时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异化”策略的背离和对文学的“娱乐”功能的回归；陈良廷等人的译本中使用“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更多的是受当时“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和读者的“陌生化”期待视野影响的结果,其译本中对情感词汇的“归化”译法则说明中国传统诗学影响下的人们心理和情感的开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李美华的译本从句式调整、语言表达和词汇选用方面再次体现了传统诗学对译本的文学性要求,同时李译本中出现的诸多新式表达说明了语言在随时代变化而发展。从对三个译本译前规范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下的文化诗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译本的影响力度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但总体来说,文化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处于“根基”的作用,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上层”力量的冲击,其时代性和不确定性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解释了埃文·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多个历史时期没能成立的原因,即诗学传承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其在特殊的年代表现出相对于意识形态的“滞后”和“过时”。这种诗学传统对译者和读者的整体审美期待造成的影响也使得中国的文学翻译整体上呈现归化大于异化的趋势。在操作规范的探析方面,本文借助语料库工具对三个译本语言的类符型符比、平均词长和平均句长等方面进行了检索。结果显示不同时代下的译本在词汇量、平均词长和句长上都有不同,既体现出汉语语言在时代变化下的发展,又印证了诗学和意识形态对翻译语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