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本是一个整体,不应过多疏离,而应始终保持连接,并彼此和谐共存。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的活动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于是人类开始“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地球面临生态危机,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今人类也开始重新辨析评估其与自然活动的边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只不过是大自然千万臣民中的一员,滋养人类的母亲也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她需要人类的呵护才能永葆青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大兵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给人民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可能降低居民福利的问题。在人类生态足迹逐渐超出生态承载力,产生“生态赤字”的背景下,我国相继提出“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发展目标,深切探究这些发展目标的提出背景和发展脉络,对于完成“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任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加快污染经济向绿色新经济转型、实现居民“既吃饱穿暖又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目标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目标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居民的绿色福利,本文所研究的绿色福利有别于传统的生态福利,在涵盖内容、形态、实现条件上都做了延伸和扩展,如何提升居民的绿色福利已经成为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影响绿色福利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研究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视角下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绿色投资影响绿色福利的中介变量,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探究绿色投资在绿色福利中所起到的作用,为政府制定投资计划提供参考,通过探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为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提供了参考,抛弃以往的“三高”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在理论分析方面,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文献,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视角,提出绿色投资影响绿色福利,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中介作用的观点。绿色投资通过影响供给侧和需求侧直接影响绿色福利。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绿色投资的增加可以通过产业融资、资金导向、产业的整合与重组等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改变生产活动中的投入产出过程、加强产业间的协调、改善市场供需结构来提升居民的绿色福利。本文在实证分析方面,以2005-2020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首先在各变量的指标测度方面,绿色投资由于部分数据难以获得,采取狭义的绿色投资,加总各项投资额;绿色福利采用“主成分分析——超效率SBM”的方法合成,同时对绿色福利全要素生产率做了 Malmquist指数分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借鉴了干春晖的指标选取方式。其次,根据传导机制和中介效应假说,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绿色投资影响绿色福利的基准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了回归,并用动态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结论以及提出政策建议。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居民整体的绿色福利在研究期内呈现震荡波动的态势,趋势是缓慢上升,但总体值仍较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Malmquist效率指数也呈现震荡波动的态势,且根据指数的分解结果,绿色福利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2）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绿色福利,影响系数是0.1037。绿色投资可以同时兼顾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4）绿色投资的增加不仅直接促进绿色福利的提升,还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间接抬升居民的绿色福利。（5）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程度、居民消费水平都会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绿色福利,但城镇化率的提升、绿化程度的增加却会降低居民的绿色福利。本文的创新点有两点:一是本文从绿色福利更宽广的内涵出发,较以往文献更加完善了绿色福利指标体系。二是本文同时测度静态和动态绿色福利,并对动态绿色福利进行了分解,阐述了绿色福利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