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同时土地用途向城镇用地转变,社会文明向前推进的自然历史过程[1]。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土地资源则是人类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物质载体,是城镇化必须依赖的物质基础,空间城镇化即是土地资源的用途向非农用途转变的时空现象。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现代化城市和城市群。与此同时,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系统承载力遭到胁迫,以土地资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引发了大量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传统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受到阻碍。而这其中最典型的现象之一就是城市的无序扩张使得土地资源被大量消耗,导致人地矛盾突出,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遭到威胁,城镇化进程受到阻碍,城市发展变得不可持续。面对大量低效粗放的城镇化建设以及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颁布实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名单的正式公布,拉开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新时代序幕。而土地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土地利用系统的健康对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反过来,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也是缓解人地矛盾、维护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关键举措。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区域发展的主体单元,细化研究尺度对于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意义[2]。因此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范围,城市圈内的31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总结有关新型城镇化质量和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文献资料,在新型城镇化的框架下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等级体系,借鉴“压力——状态——响应”的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模型,提出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系统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定性和定量研究了二者的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和分维度特征;构建了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武汉城市圈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耦合协调水平及时空分异,结合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对比关系,划分武汉城市圈31个研究区的发展类型,并探究各自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的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呈现出武汉市“一城独大”的显著特征,而且城市圈内部的城镇化质量高于城市圈外部,研究期内城镇化质量整体有所提升,但幅度不明显;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状态普遍较差,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圈内部高于城市圈外围地区,时间上表现为城市圈整体的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水平逐渐降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空间结构由内圈高于外圈逐渐向城市圈整体趋同的结构转变;（2）武汉城市圈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耦合度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空间差异不大;耦合协调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濒临失调等级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但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均发生于相邻等级,并没有出现跨级变化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整体空间格局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相似,表现为“内高外地”,区域差异明显,武汉市“一城独大”的区域特征;（3）武汉城市圈整体的城镇化质量滞后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水平,主导发展类型为勉强协调类城镇化质量滞后型,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滞后型的地区应当摒弃传统的依赖大量消耗土地等资源而实现的城市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而城镇化质量滞后地区,应当借鉴武汉市等先行城市的发展经验,结合地区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