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持续推进,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居民出国旅游日益增多,沿线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实现良好发展。尤其,中国作为倡议国,成为带动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的主力军。为了研究中国与沿线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彼此国际旅游业的双向影响,本文将中国作为中心国家,用GDP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用国际旅游收入衡量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基于1995年至2018年沿线35个国家的年度数据,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从直接路径（GDP）和间接路径（贸易和金融汇率）实证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沿线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冲击效应和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反向溢出效应。同时,基于Theil指数对沿线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差异进行对比,并采用条件β收敛模型对差异的收敛特征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其他地区国际旅游业的正向冲击要远远大于其他地区的反向效应。同时,经济增长对国际旅游业的冲击效应并不总是呈现出正向的周期同步性,具有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具体的,中国GDP对非洲地区的国际旅游业正向作用最大,进出口贸易对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旅游业正向作用最大,汇率水平对大洋洲的国际旅游业正向作用最大。反向效应研究中,中东欧地区的GDP对中国的国际旅游业正向促进作用最大,非洲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和汇率均对中国的国际旅游业正向作用最大。Theil指数研究得出,沿线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差异主要由地区之间的差异引起的。其中,东盟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规模最大,中东欧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差异指数最高。条件β收敛模型结果表明长期内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差距可以通过经济、贸易和汇率渠道不断缩小。同时,地区内部的发展差异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即地区内部各国的国际旅游业长期将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速度。因此,沿线各国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建设,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强国际旅游贸易合作,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实现国际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同时,沿线各国应该积极制定差异化的旅游政策,以适应外围国家经济环境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沿线国际旅游业稳中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