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关注的是在各方合力的牵扯下、在公共事件中越来越常态化的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现象。我们对这一现象提问的起点是：基于政治的维度,将民间的集体话语表达看作是一种话语政治行动,它表征了底层民众对国家霸权政治的抗争与斡旋,而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则可以看作是一场抗争政治行动。我们力图通过“人的具体实践”在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间寻找另一种中间路径。这一观点的基本假设是：媒介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人的使用。反过来说,正是不同的“人”在特定社会文化场景下的“不同使用”赋予了媒介技术以不同的意义。基于这个假设,本文不关注事件本身的真相,而是着眼于不同的“人”、在什么样的话语环境中、如何使用媒介资源、参与建构与创造事件的话语实践。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新兴媒体的平台上,在公共事件中,民间话语如何与官方话语进行互动与博弈、并在危机的最终解决中体现出来的?它可以拆分为两个问题：(1)各方行动者/言说者如何建构自己在传播活动中的身份?他们如何运用媒介资源对事件进行传播和呈现?这种传播和呈现对于事件的最终结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2)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有可能减少话语博弈的风险和危险,更好地进行良性对话和互动?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从总体上切分出了四个行动主体：职业新闻人、知识分子、公众、政府,并以运动场的比喻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两起新媒体事件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它们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不同群体的特征、内部状况、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这些因素在他们各自的新媒体实践和使用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于不同群体的意义,依据他们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位置而相应不同。但是,互联网并非仅仅是原有政治力量的延续和呈现,人们的实践、结盟、分裂等等政治行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改变”着什么。而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民众抗议中、在网络行动者的能动和实践背后所反衬出的,正是人们对于政府的认知和与政府关系的想象。在两场公共事件中,政府始终是抗争行动中“想象的靶子”,这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心态的失调与错位、执政者传播意识与技能的缺乏与两极化的不信任。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关系错位最终决定了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较少“互动”而更多偏移到非理性的“博弈”同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终极目的在于和政府、国家形成“对话”；而在中国,网络抗争行动的目标和过程却依循着“形成压力”、通过具体博弈来促进个案解决的逻辑来进行。因此,争议性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往往取决于每一次具体的博弈,而无制度性的保证。对于未来的可能,我们认为,在媒介生态变迁的场景下,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可能还将处于一个循环之中：提出挑战——政府回应——调整——再挑战——再回应——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几方行动者的话语和行动实践可能会带来某些好的或坏的后果,而这又会导致进一步的调整。但是,尽管面临挑战,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政府并非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它实际上也掌握着积极主动的可能,并且是互动过程的关键一环。但是,在媒介生态变迁的场景下,僵化、停滞、控制已不可能,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试性和灵活性。同时,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消极与积极、防御与攻击之间结合才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