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之，沉默是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本文通过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汤婷婷的《女勇士》以及谭恩美的《灶神之妻》这两部颇具代表性的华裔女性文学文本中所体现的沉默主题，主要意在揭示女性，尤其是身处异国他乡被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所遭受到的来自父权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压迫和痛苦。《女勇士》中的无名姑姑、月兰姨母、“我”以及《灶神之妻》中的雯丽、胡兰都是被双重边缘化后沉默无声的牺牲品代表。她们的遭遇是女性(包括华裔女性)生活经历的缩影。父权社会的禁锢使得她们无权表达和释放内心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更为可怕的是，她们已经逐渐习惯于这道沉默枷锁的禁锢。因此，对于女性来说，沉默这道枷锁应该也必须被打破。这对于女性的自我解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两本小说中女性角色所采取的打破沉默的方式不尽相同：《女勇士》中无名姑姑的投井自杀表面上看是无奈之举，尽管没有言语上的爆发但却是对父权社会的无声的反抗；月兰姨母最终痴语的疯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的解脱和释放；“我”不断地在现实和梦境中穿梭，在花木兰和蔡琰的故事中不断追寻真正的自我；文学中雌雄同体的概念也在“我”-这位女勇士身上得到理想化的体现，并通过蔡琰的歌声表达了对自己身份定位的清晰化；从最初对丈夫文福各种无理要求和恶行的无条件顺从和容忍，到心里暗自的质疑，再到最终勇敢的反抗，《灶神之妻》中蒋雯丽的蜕变在这些女性角色中显得尤为突出。而且，通过对女儿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雯丽和成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的沉默也被打破。灶神之妻的传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仅仅打破沉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本文在第五章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了在打破沉默后女性应该如何审视自己的人生，即建构女性自己的主体性。这对于女性来说是她们在打破沉默后所迈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第二步。尽管如此，有一点是要始终铭记于心的，那就是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无论是打破沉默还是建构女性主体都不是为了再次创造或建立另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女性霸权而是要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平等并和谐的桥梁。揭示父权社会的压迫，打破女性内心的沉默，重构女性的自我定位，形成两性间的平等对话，是本文最深层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