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188条的内容规定了监护人责任和被监护人侵权时的赔偿财产来源问题。一直以来由于该条款中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制度规范的缺失,导致实践和理论层面不同困境与争议的出现。在实践中未成年人侵权案件出现众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主要体现为责任形态不同、判决标准不同以及监护人责任归责原则不同等情况;而对于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构建,也存在反对和支持两种观点,反对观点认为过失客观化标准可以取代侵权责任能力的作用,而支持观点则认为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法律在构造上难以保持一致;同时《民法典》第1188条现行规定在解释论上也存在分歧,主要包括对其第一款是否确立或包含了侵权责任能力制度以及对其第二款条文规定性质定义的争论;通过对不同解释论观点的分析,可知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并未规定侵权责任能力制度,这一制度的缺失不但导致了对其第一款理解产生诸多分歧,还影响了其第二款在解释论上的不同定义。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确立的侵权责任能力制度呈现不同的立法模式,包括以年龄为标准的荷兰立法例、以识别能力为标准的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以“年龄+识别能力”为标准的德国立法例,当然还包括以法国为代表的不设置侵权责任能力的立法例。综合比较来看,德国的“年龄+识别能力”的立法例克服了单独的年龄标准过于机械化以及单独的识别能力标准司法成本过高的缺点,兼收并蓄更具合理性。构建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基础性问题,在于考究其是否具备独立的法理基础以及独立的判断标准,这两点都离不开对侵权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研究,对于二者的关系,学说上分为两派:分别为认为侵权责任能力实属广义行为能力的广义行为能力说和认为侵权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有实质区别的侵权责任能力独立说。相对于广义行为能力说以行为能力标准取代侵权责任能力的论述,独立侵权责任说指出侵权责任能力在理论上有独特的价值,更符合法理的应然层面要求,相较于广义行为能力说也更能与实践的实然层面相接轨。在确定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制度的构建方案时,首先应该考虑选取未成年人与精神障碍者区分式或合并式的立法模式,相对于区分式的立法模式而言,合并式的立法模式相较于我国现行立法的改动更小。其次,可参照德国立法例下“抽象标准+具体标准”的立法模式选择侵权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在保留无过错的监护人责任的基础上以“行为能力+识别能力”为标准的模式确立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作为抽象标准,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侵权责任能力,以识别能力作为具体标准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行为具有识别能力的,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也应明确侵权责任能力制度下赔偿支付条款的相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