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我国,国有经济长期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抓住机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营经济中,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家族企业占到80%以上,尤其是在第一代家族控制人执掌期间。但随着家族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很多家族企业开始由传统的家族治理模式向公众治理模式演进,上市公司的家族控制现象也日益增多。一方面,家族控制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带来了更为有效的管理层监督,降低了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家族控制却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家族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特别是当大股东拥有实际控制权远远大于其现金流权时,此时家族控股股东将有更强的动机去谋求私人利益而侵害其他中小股东的集体利益。而家族控股股东为了掩盖这种非道德行为,就有极大可能性操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而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大环境下,特别是当家族股东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时,这种行为将会变得更加普遍和容易。这也就从根源上导致了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较低的信息披露透明度。我国审计市场自2001年脱钩改制以来,大力推行会计事务所以合并方式做大做强。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前十大的力量对比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但中瑞岳华、立信等会计师事务所在竞争市场中的排名则相对稳定,近三年来均为国内前四,这就说明了国内已经初步形成较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市场。另一方面一些经营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也开始愿意选择国内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于国内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认可。同时这些业绩优秀的客户需求带来了更多更严厉的外部监管和监督,对国内会计事务所的发展提供了外在的压力,推动着国内审计市场的发展和壮大。但家族上市公司较少选择国际四大,而是更倾向于选择审计规模质量均靠后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这说明我国的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总体上并不高,但国内排名靠前的会计师事务所则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密切,一方面透明的信息是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完善也会对信息披露透明度产生影响。最理想的状态必须是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家族控制权特征正是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出发,而外部审计则代表着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这两者均会对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者负向关系。本文正是从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控制权特征、审计监督以及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三者的关系出发,目的在于探讨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控制权特征对信息透明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外部审计能否反映和改善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目前对家族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文献较多,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家族企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较低。但关于现金流权、控制权比例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结论。但最近的实证研究倾向于认为现金流权、控制权与信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分别呈现“U型”和“倒U型”的关系,但研究结论并不稳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现金流权与信息披露透明度呈现“U型”的相关关系,而控制权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则是呈现“倒U型”的相关关系。而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以往的实证研究均认为其与信息披露透明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本文的假设也是如此。此外本文还考虑了家族控股股东是否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个变量,即从家族控股股东的管理参与度这个角度出发衡量家族股东控股权对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而关于审计监督的效应,目前的文献普遍支持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的市场识别度,而关于国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目前仍是一个具有很大争议的论题。本文则考虑到目前国内审计市场的相对稳定性,选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排名前四位作为国内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此外因为家族上市公司较少选择国际四大,样本数量较少,本文认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与国内四大相同。本文选用深交所上市的家族上市公司自2008年到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现金流权、控制权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现金流权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U型”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证结果的验证,但控制权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得到实证结果的验证。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公司信息透明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而家族股东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则会降低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的结论并不显著,表明家族股东牢牢把握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实现公司利益的动机强于侵夺中小股东的利益。国际四大和国内四大审计质量也并不显著,这可能和研究样本较少有关,也或许是目前国内会计事务所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仍有待提高。同时为了进一步检验选择不同会计事务所的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将家族上市公司按照是否是由国际四大或国内四大审计的标准分为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实证结果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相关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上。对于这一结果,本文的解释是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还是能反映和揭示出家族控制权特征对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但我国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并不能有效地监督家族上市公司更好地披露公司内部信息。最后本文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其中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的建议包括完善独立董事会内部监督职能和加强股权制衡功能两个方面。而完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证监会等组织应当加强对家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健全中小股东的保护政策,保证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实现,最后还应当进一步推动审计市场的发展和改革,提高外部审计的质量。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1)本文虽然也是研究公司治理,但是却选择了家族上市公司这一较为特殊的公司类型进行深入研究。前人有很多研究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特征与信息披露的关系,却鲜有结合外部审计监督这个角度来研究家族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家族控制、审计监督、信息披露透明度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框架,从内部治理角度和外部治理的角度更加客观实际地研究探讨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为考察家族控制、审计监督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2)本文选取样本的时间范围是从2008年到2010年,相对之前的文献研究,本文的研究更具有时效性,同时对现金流权比例对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做出的新的假设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丰富了前人的研究结果。当然由于作者本人的学识有限,尽管本文做了很多尝试,但依然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1)本文中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衡量方式只选择了深交所的评级指标,虽然目前有很多学者普遍认同这个多维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它毕竟是人为的定量指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开发研究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衡量指标体系,以更加科学地评判信息披露透明度这个综合指标。(2)本文只研究了2008-2010年在深交所上市的家族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说服力依然有待提高。可以考虑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家族公司做后续研究,或者考虑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对家族控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以验证实证结果是否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3)本文在审计监督这个维度是按照家族上市公司所选择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或“国内四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而审计监督的质量是多维的,使得本文的研究难免存在过于片面的缺陷,可以考虑对审计事务所的划分标准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从规模,审计人员结构、审计费用等等因素入手构建审计监督的综合衡量体系。也可以考虑结合审计意见的类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