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且主要提供中间服务的产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制造业分工专业化和结构高级化,引导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以及制造业深度转型背景下,发展壮大生产性服务业,加速生产业服务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配套,对于优化生产性服务功能和产业空间,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方面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导下,人才、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的城市是引领区域乃至国家创新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人才、技术和信息密集等特征,其产业间的空间集聚会产生积极的创新效应,进而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的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选取全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通过测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城市创新力水平,检验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和薄弱环节发展,推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及高质量增长提供政策建议。理论分析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相关理论的演化脉络,最终落脚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城市创新理论上;接着阐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城市创新力概念的起源和主要内涵;进而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总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的主要研究内容及二者间关系。现状分析部分,首先选取相关研究方法,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分别测算全国、区域和省域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演化水平;再以专利申请数量为指标测算全国、区域和省域层面的城市创新力发展水平;接着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不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最后梳理不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路径与关系机理,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提供支持。实证分析部分,选取城市创新力为被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加入经济发达度、信息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政策效应、环境效应等控制变量构建实证模型。选取2005至2016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借助现状分析部分中对相关变量的水平测度结果,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固定效应模型（FE）,分别测算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水平对城市创新力的差异性影响。模型检验方面,首先使用替换因变量、增加控制变量和系统GMM等方法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接着运用工具变量法（IV）检验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选取“VC＆PE投资数目”和“新建企业进入数量”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的传导机制,最后从城市规模、城市区位以及高等院校数量三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对城市创新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多样化集聚的作用略高于专业化集聚。同时,人力资本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城市创新力产生积极正向影响。（2）各类检验结果均显示出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且不存在内生性问题。（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专业化集聚”通过增加“VC＆PE投资的数目”来促进城市创新力;“多样化集聚”通过增加“新建企业进入数量”来促进城市创新力。（4）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促进作用较大,而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多样化集聚显示出更大的创新促进作用;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东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的高校数量较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创新驱动作用更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强化政策支持,进一步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益;注重因地制宜,构建符合区域和城市特点的集聚模式;塑造良好环境,推动城市创新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本文的主要贡献有:（1）有机融合产业集聚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并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创新力的分析框架。（2）从更普遍范围出发,考察全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测算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以及城市创新力水平,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城市创新的时空演化特征。（3）同时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差异性影响,同时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的理论机制,相比以往研究做出了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