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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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对于刘震云的熟知都是从1987年的《塔铺》这篇作品开始的,之后的刘震云以一系列所谓“新写实”引发了一股评论热潮。“新写实”是有意义的,因为传统现实主义视野下从来没人这么写,都像是在做梦,“新写实”是从梦中醒来了,在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的环境中给读者打开了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视角。迄今为止对于刘震云的研究也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但所谓“新写实”固非刘震云创作的重点,也非他的起点。他的写作从发表处女作开始算起可以推到1979年的《瓜地一夜》这个点上,在《塔铺》、《新兵连》这些较为成熟的作品之前,刘震云已经有了将近10年的模仿期。这个时期的写作尽管幼稚,但其关注世界的着力点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感知,并且把刘震云模仿阶段写作与后来写作作整体观,可以感受到他与一般关注风情、风俗、风景、地域、时代的作家不同、也与社会批判型作家不同,刘震云是一个思想型作家,他一直在试图把握世界、人生、时代表象背后的本真。他写作的发展过程恰好反映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考过程,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于时代和个体存在困境的体系性认知,尤其是他没有在解构传统与现代的过程把个体归入到一种虚无之境,而是寻找到一种超越困境的途径。尽管这种超越并非完美,但对于在困境中存在的个体来说,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此外,刘震云这种一直执着于对“理”探求的写作风格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当代文坛也是一副独特的风景。论文试图通过对刘震云写作发展过程的梳理来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尽量描绘出他的思想谱系;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当代文学史价值和意义进行评价。第一章是对刘震云至2012年为止的创作过程进行梳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模拟期,从1979年的《瓜地一夜》开始至1987年前后。这个过程思想上还在传统的遮蔽之下,试图把握世界而又无能为力;叙事技巧方面则显得有意建构曲折的情节和建构意象的努力,但总体上显得幼稚,做作;第二阶段从1987年的《塔铺》开始,至2002年的《一腔废话》结束。本阶段的刘震云思想上开始挣脱传统的因袭,开始表达自己对于时代和世界的认识、开始思考时代背景下个体困境的本质,于是权力、伦理、历史、故乡、宗教、存在等先后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叙事方面则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作了大量形式方面的试验,具体表现在语言狂欢、叙事结构、文体等方面,创作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论;第三阶段则是从2003年的《手机》开始至今。此时思想上在达到了人存在的困境之后,他认为已经抵达人性的本真,并开始探索突破困境的出路;叙事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形式狂欢重新又回到素朴状态,但第二阶段试验中的成功之处仍然在本阶段延续,其叙事结构的设置常常凸显形式的意味。第二章围绕刘震云作品中的权力书写进行论述,论述了权力引发人追逐的原因、获取权力的过程、权力运作的过程、权力对人的关系。权力成为个体确认自我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这种认识本身便是在权力遮蔽下形成的,这种认识又反过来助推了权力的威力。人性因此在权力遮蔽下被异化,失去了人的完整性,因此这种试图通过权力获得实现自我确认的努力终将归于失败。第三章论述了刘作品中相关伦理书写。分别概括了作品中呈现的几种伦理,论述了伦理的尴尬与温情。指出伦理尽管最初是本诸于人性的,其中有温情的一面。但伦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被权力改造,成为权力的帮凶,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权力与伦理的合谋中完成的。第四章论述了刘震云的书写“新历史”的努力,其中涵盖了历史的几种向度,重复性、偶然性、真相与表象;人被权力和伦理异化的过程正是在历史这个时间维度中完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种被遮蔽的历史;还论述了刘震云通过戏仿、庸俗化、游戏化等手法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努力;第五章围绕故乡展开。阐述了故乡与怀旧的概念,又围绕时间还是空间、物还是人、想象与真实、故乡与个体四部分论述了故乡作为人个体怀旧的一个精神空间,所有权力的威慑,伦理的训导和温情都发生在其中,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故乡这个空间中完成的。个体的故乡情结不过是一种在对当下不满基础上反顾,一种在想象过去中寻找慰藉的努力。第六章,论文的核心部分,正是在人性的思考中刘震云认为他找到了切入世界的入口。本部分围绕人性的几种进行论述。论述了人性的几种,如懦弱、遗忘,恃强凌弱、习惯当下,从众心理向往公平等等互相共生又彼此矛盾的人性。这是人性的本真,有丑陋凶残的一面,也不乏温情的一面。这是导致个体存在困境的渊薮,也是摆脱这种困境个体必须直面的人性本真。第七章是宗教。本章辨析了宗教的作用及刘震云的宗教观。刘震云对对中西宗教作了思考,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国真正起到协调社会关系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家伦理。中国所谓的宗教如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也都是在伦理的隐蔽下求生,共同给人提供生存超越的途径。但到了近代,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传统伦理的崩溃,宗教的作用也完全消解。现代人陷入一种孤独和焦虑之中。第八章是刘震云近年《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中思考的核心,也是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他进入了关于存在的思考,并试图在对存在困境的直面中,依据人性的本然和渴求,探索一条超越困境的途径。结语中对前面几章内容作了一个梳理和归纳,把他思考的这个过程概括为“通向人性本真的途中”。论述了他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对传统权力、伦理、历史、故乡的祛蔽和对个体超越生存困境的探索。其中权力是异化人性的罪魁祸首,伦理则被改造为为权力帮凶,这些人性遮蔽的历时性过程就构成了历史,而其发生的场地便是故乡;权力固然遮蔽了人性,而这种动机却仍然来自人性中欲望的膨胀。个体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孤独、困惑,希望超越,宗教和伦理就是人类找到的关于生存超越的一种途径,但因为其在当下的局限性,刘震云最终把眼光投向了存在的思考。在结语中还指出刘震云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在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对其创作的成就和特色进行了尽量客观的文学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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