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宗庙建筑及相关宗庙祭祀活动已逐渐淡出日常视线的新时代,藉由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回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难免隔膜。隔膜最甚之处并非不能理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字面涵义,却很难真正对宗庙在整个古代社会的地位、功用及其变化感同身受,更不用说能够对其给予正当评介。对于倚恃科技谋求发展而并非依仗从宗庙祈福来寻求荫庇的当代人而言,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古代帝王的祖先宗庙给予相应的重视和解读,而本论文则聚焦于东汉时期的宗庙问题。东汉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发展演变期,上承西汉七庙制度,下启魏晋“同堂异室”的宗庙建筑格局。宗庙在东汉一朝几经变化,两汉之际,各割据政权为标榜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争相奉祀西汉宗庙;光武帝刘秀在帝都洛阳建立高庙,采用合祭的方式祭祀西汉诸帝王神主,以此标榜自身政权的正统地位,而为生身祖、父建立的四亲庙,却因张纯等人以违背周礼为由惨遭废黜,此举消减了光武帝建设和祭祀宗庙的热情,刘秀晚年为防外戚专权,为太子刘庄的顺利嗣位立本而实施“迁吕进薄”,以薄太后取代吕后配食高祖刘邦。总之,光武帝时期的宗庙问题与东汉从开国转向建国的政治需求密切相关;明章和时期形成了“同堂异室”宗庙形制,宗庙毁庙制度废而不行;安顺之后,宗庙祭祀渐趋衰微,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逐渐被陵寝祭祀取代,而陵寝祭祀日盛,以至于献帝时期试图通过实施宗庙迭毁,复古七庙制来延长东汉王朝的寿命,但这种王朝末年的自我挽救意识在大命将泛的时局下已然无济于事。不可否认的是,东汉宗庙对后代宗庙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宗庙制度在东汉不同历史时段所表现出的差异,表面上看是礼制问题,实则与东汉不同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礼教乃至皇帝的身份等都密切相关,也反映着整个东汉王朝政治形势的变革。东汉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向地方割据势力的不断分化,而东汉宗庙的建制也由依靠奉祀高庙,标榜正统,聚拢民心不断向以外藩嗣位的君王各欲褒崇私家的离心倾向转移,宗庙的政治功能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渐消亡而渐次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