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深圳、西安挂牌成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我国紧跟时代潮流,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实效成果上看来,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远未达到设立之初的预想水平,这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管辖权设置上的粗放与保守有关。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包括两部分组成,即事项管辖与管辖基础。前者回答了国际商事法庭对何种案件行使管辖权,后者回答了国际商事法庭将基于何种理由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国际商事法庭这样一种制度构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勇于创新,融合了国际商事仲裁和涉外商事审判的优点,形成了“仲裁式诉讼”。这也是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构建的核心难点,如何在守护国家利益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找到平衡。我们在进行制度移植时,也主要根据这两项标准做制度分析。在不涉及国家利益的领域,国家应当大踏步地撤出,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退到保障公平正义的底线上,以增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知名度与吸引力。而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领域,涉及到国家实现司法控制的领域,要最大程度地保证国家利益,及时进行改革,也要做谨慎的“小步快走”式的改革工作。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目前的管辖规定限制了法庭作用的发挥,不能实现法庭建立时的预期目标。目前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存在的问题许多:“国际性”标准几乎照搬“涉外性”的相关规定;“商事性”的界定被忽略掉;协议管辖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不够自由;管辖协议无法包含实体性程序选择条款;管辖级别较高,案件级别分流难以实现。这些问题存在的核心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时过于保守,对于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性”认识不够,似乎只是想建立一个高级别的涉外民商事审判组织。因此,在针对管辖进行改革时,需要明确国际商事法庭的服务对象不只是国内当事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事人也可以将与我国没有实际联系的案件交由我国审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修改之前,以国际商事法庭作为放松管辖协议实质联系限制的试点是可行的尝试。放松管辖协议的实质联系限制,可以通过对国际性概念的重述实现。通过移送管辖实现案件的集中管辖,目前已被实践证明有效,这也有助于增大国际商事法庭的受案量,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知名度。受案量的增加是提高法院裁判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为了提升审判的效率,则需要通过“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和审级设置分流案件。国际商事法庭的完善与改革,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国际商事法庭管辖的改革,是国际商事法庭改革的前提。与我国没有实质联系案件的审理,不仅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国司法系统的专业性和中立性,也可以以这类案件作为试点,摸索国际先进法院构建经验的中国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