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5G、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技能需求也发生着结构变化,改变着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就业选择和收入回报。信息技术发展下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两极化趋势,造成了就业结构摩擦、技术性失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诸多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当前就业结构仍呈现技能升级形式,但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在加速技术应用升级的过程中是否会同样带来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发展仍有待研究分析。本文梳理了劳动力市场极化的理论发展历程,比较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极化问题研究现状。构建了信息技术影响下微观个体职业选择和收入变化的理论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实证上,本文使用2012-2018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分析城市信息技术发展对个体职业选择和收入的差异化影响方式,对其是否带来劳动力市场结构极化进行微观个体层面的验证。回归结果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更换样本数据、更换技能分类,以及在宏观层面检验后依旧成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工业互联网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两种新兴信息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否也呈现极化形式。进一步,本文分析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地域间的异质性特点,以及差异形成的原因与适合的产业发展政策。此外,本文也对信息技术引致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宏观需求机制、职业内技能需求变化机制,以及个体的职业转换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常规型职业,城市信息技术发展增加了劳动者选择非常规认知型和非常规操作型职业的概率,在就业方面呈现“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影响形式,而在收入方面虽然并非以极化形式表现,但仍存在随时间向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中等技能劳动者,城市信息技术发展更多地增加了高等技能和初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在以学历衡量的技能结构上同样呈现极化的就业影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中等技能劳动者会逐渐挤占非常规操作型职业扩张带给初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区域上,信息技术发展仅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呈现极化的影响形式,而在西部地区则会推动常规型职业的发展。机制上,本文发现劳动力极化的机制在需求上表现为非常规认知型劳动者扩张对非常规操作需求的引致效应,在供给上表现为非常规型与常规型职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相对变化引致的劳动力职业类型转换。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极化趋势,本文认为劳动者个体决策应当更多地提升技能水平,选择高信息发展水平城市的非常规型职业;政府不仅要发展高技术、高效率产业,也应注意高水平服务业形成发展互补,接纳在优化生产供给过程中流出的劳动力,给予中低技能劳动者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家应使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推动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优化升级的动力,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我国内循环的增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