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不仅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动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1982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仅有657万人,而1990年增长到2.14亿人,2010年增长至2.21亿人,2015年达到历史峰值2.47亿。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流动人口规模开始下降,2016年为2.45亿人,2017年为2.44亿人,2018年为2.41亿人。近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大约在18%左右。未来一个时期,尽管流动人口规模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仍将持续存在,人口迁移流动仍然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课题。那么,探究我国流动人口迁移趋势以及城市地区分布变化之间存在哪些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成为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大量已有文献从经济增长、政策制度、公共服务、企业创新、社会融合等角度进行研究。同时,作为一个新的视角,语言因素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与影响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这类研究主要的理论框架来源于语言经济学。目前来说,语言经济学最常见的、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指利用大规模数据库进行计量回归分析。比如,语言能力与劳动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利用计量回归模型分析语言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及其程度。近几年来,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能力、语言政策等与就业水平、工资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主要以移民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表明,城市方言多样性对于迁移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复杂的方言聚集区会为迁移劳动者提供经济上向下流动的渠道。实际上,在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迁移劳动者从居住地迁移到外来地务工,人口流动早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不同地区的方言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复杂的方言多样性可能导致迁移劳动者在工作机会和劳动回报方面存在劣势。方言的经济学研究与分析是语言经济学研究范畴中的重要领域,尤其对方言纷繁复杂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同的文化内涵孕育出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方言文化,在地理因素和历史背景的双重影响下,丰富的地方语言伴随着文化多样性而产生,即方言。与广泛应用的普通话不同,不同方言之间具有较低的互通性,甚至互相之间无法交流,方言较为复杂的方言聚集区通常由于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区域特征而产生进入壁垒。因此,我国所具有的多样性方言,势必会对以语言交流为主要媒介的地区经济发展与就业环境产生影响。根据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一般来说,一地区所具有的方言多样性会对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收入水平产生抑制性影响。本文旨在根据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实证研究城市方言多样性对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首先,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集、《汉语方言大词典》以及《中国语言地图集》,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方言多样性与迁移劳动者月收入对数的微观横截面数据集用以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用以推断城市方言多样性作用机制的来源,并进一步对城市方言多样性的阻碍效应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和相关的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城市方言多样性显著降低了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在控制了语言能力、个体特征以及城市特征后,城市方言多样性指数每上升0.1,迁移劳动力收入显著下降约1.21%。城市方言多样性对迁移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沟通、社会认同以及技能互补三个渠道得以实现,语言能力的提高会削弱城市方言多样性的阻碍效应,同时社会信任关系是城市方言多样性影响迁移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一种重要机制。并且城市方言多样性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性别群体、不同城市以及不同教育程度群体中具有异质性。针对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城市方言多样性对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具有明显的阻碍效应。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提高迁移劳动者的社会信任度,是解决城市方言多样性阻碍迁移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迁移劳动者掌握适度的普通话能力与外语能力有利于实现劳动者收入最大化,这也为正确认识语言文化多样性以及如何解决方言多样性所带来的负向影响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