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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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社会支持和反刍思维现状,探讨恶性肿瘤儿童父母PTSD与其社会支持、反刍思维的关系,探索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社会支持和反刍思维对PTSD的作用机制。方法: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江西省内三所三级甲等医院的243名恶性肿瘤儿童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编制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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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社会支持和反刍思维现状,探讨恶性肿瘤儿童父母PTSD与其社会支持、反刍思维的关系,探索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社会支持和反刍思维对PTSD的作用机制。方法: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江西省内三所三级甲等医院的243名恶性肿瘤儿童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编制的人口学变量调查表、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中文版事件相关反刍思维量表（Event Related Rumination Inventory,ERRI）、中文版PTSD平民筛查量表（Post-traumatic Stress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恶性肿瘤儿童父母PTSD总分为（41.40±13.39）分,条目均分为（2.35±0.80）分;3个维度的条目均分由高至低分别为:再体验（2.66±0.97）分,警觉性增高（2.28±0.86）分,回避（2.18±0.86）分。本研究243例恶性肿瘤儿童父母中重度PTSD症状（PCL-C≥50分）的共有76人（31.3%）,轻、中度PTSD症状（38≤PCL-C≤49分）的有64人（26.3%）。2.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社会支持总分为（59.04±11.18）分,条目均分为（4.92±0.93）分;3个维度的条目均分由高至低分别为:家庭支持（5.11±1.09）分,其他支持（5.11±0.99）分,朋友支持（4.54±1.08）分。3.恶性肿瘤儿童父母反刍思维总分为（36.92±11.13）分,条目均分为（1.85±0.56）分;侵入反刍条目均分为（1.96±0.68）分,主动反刍条目均分为（1.73±0.59）分。4.一般人口学单因素分析显示恶性肿瘤儿童父母再体验症状在居住地、职业状况、目前是否还在继续上班、家庭月平均收入、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女上有统计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女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警觉性增高症状在职业状况、目前是否还在继续上班、家庭月平均收入、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女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5.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社会支持与PTSD呈弱负相（r=-0.303,P＜0.001）;反刍思维与PTSD呈中度正相关（r=0.486,P＜0.001）;社会支持与反刍思维呈弱负相关（r=-0.271,P＜0.001）。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居住地、职业状况、目前是否还在继续上班、家庭月平均收入、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影响后,社会支持及反刍思维能显著影响PTSD,可解释PTSD27.7%的变异。7.方程模型拟合良好,卡方与自由度比值为2.150,GFI、AGFI、NFI、IFI、TLI、CTI均大于0.900,RMSEA值为0.069,RMR值为0.035。结构方程效应分析,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社会支持对PTSD的直接效应值为-0.16,社会支持通过反刍思维对PTSD的间接效应值为-0.19（-0.35*0.55）,总的效应值为-0.35。结论:1.本组中的恶性肿瘤儿童父母PTSD处于中等水平,家庭月平均收入、社会支持及反刍思维对恶性肿瘤儿童父母PTSD有显著影响;2.恶性肿瘤儿童父母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对PTSD产生影响,也可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PTSD,间接效应高于直接效应。并且外部环境因素较个体内部因素更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不易控制。因此临床工作中对恶性肿瘤儿童父母PTSD进行干预时除了完善其社会支持网络,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外也可从减少患儿父母反刍思维入手进行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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