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长江经济带最初以“T”字型国土规划受到高度重视以来,长江经济带成为了国土规划中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隅,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长江沿线区域通过工业产业布局带动了区域的发展。但是长江经济带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同国际上部分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相同,行走在以要素投入、资源耗费、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路途上,随着经济发展的成效显现,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展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沿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水体污染、水土流失、雾霾天气等现象。为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绿色创新成为了最重要的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创新形式,绿色创新将环境保护纳入追求的目标范围,在追求产品、技术、组织等创新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也成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基于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自然条件差异,区域的创新水平、绿色环保水平也存在差异,下游地区创新水平与绿色环保之间的矛盾严峻,因此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矛盾,已成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大课题。本研究通过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传统区域创新,重新定义绿色创新,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进行时空分异分析,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提出合理的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策略,缩小长江经济带区域间的差异,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中观省域层面2011～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中的空间探索统计分析（ESDA）方法和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回归,对长江经济带8年间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并针对实证结果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首先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水平、绿色保护水平两个维度的现状进行分析,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平台;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自然环境6个方面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发现目前长江经济带创新和绿色环保现状表现为:创新投入逐年增长,产出却增长缓慢,创新平台建设支撑不佳,区域间差距大;在绿色环保方面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大,下降缓慢,地区间差距十分明显,而自然环境基本稳定。其次,运用空间探索统计分析（ESDA）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进行时空分异分析。运用熵权法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18年的绿色创新水平指标进行赋权并测算综合得分,然后使用测算值进行时空分异分析。（1）在时间维度上:通过变异系数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在各省域之间的差异,分别分析了绿色环保水平、创新水平总体差异、地区内部、地区间的差异,综合两个子系统的差异来源,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差距与绿色环保子系统、创新子系统的差距相比较小,但研究时段内绿色创新水平间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从差异系数来看,主要来源于长江下游内部的差异、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差异。（2）在空间维度上:全局Moran’s I指数在0.35～0.5之间,8年间全局Moran’s I指数变化趋势呈“W”型,均大于0,整体上表现为上升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通过Getis-Ord Gi*指数、四象限分布局部空间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部分省份绿色创新水平呈现high-high集聚特征,其余大部分省份表现为low-low集聚,长江经济带各省域绿色创新水平差距明显。通过空间格局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分布格局较稳定,个别省份在一二象限、三四象限间变化。通过Arc GIS绘制的Getis-Ord Gi*指数分布图,可见8年间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创新集聚带动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最后,本文构建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政策、交通运输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五个方面选取8个指标,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1）研究区域的产业结构、科学技术支持力度、运输路线里程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外商直接投资、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放度表示的市场开放度,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2）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放度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信息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高技术产品试产开放度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即抑制相邻区域绿色创新水平。（3）环境规制在研究时段内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有正向影响,但是不显著,经效应分解发现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占到总效应的98.2%且显著,可见在本区域范围内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效果显著。根据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各影响因素作用的实证分析,论文针对性的提出了打造绿色创新中心、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