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中央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包括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等具体的八项规定。本文旨在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探讨这些反腐倡廉政策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反腐倡廉政策对企业即期在职消费的影响。从短期来说，八项规定与政府机关的三公消费直接对应。如果这些支出不由政府开支，而由企业报销，则会对企业的在职消费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企业高管，尤其是有政治关联企业的高管也可能被八项规定约束，降低企业的在职消费。企业在职消费降低，将改善企业文化，防止资产被贪污和盗用，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反腐倡廉政策集中出台并有明确规定之际，企业投资效率的变化以及不同政治关联企业投资效率变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从长期来说，反腐倡廉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现在的投资效率而对其未来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如果企业投资效率提高，未来能带来正的现金流量，可以提升企业的价值。如果企业投资过度，投资冗余增加，未来现金流量为负，将影响企业未来业绩，降低企业价值。如果企业投资不足，则没有充分发挥潜力，企业的增长无法达到预期水平，同样也会降低企业的价值。反腐倡廉政策可能会改变企业高管的投资意愿和企业的投资环境，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以往中国有关腐败的文献集中于从政府三公消费的角度对腐败的成因和监督治理进行研究，且多使用规范研究方法。本文从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和政治关联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观察制度环境因素对腐败治理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观察反腐倡廉政策出台后中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支出和投资效率的变化，并对比不同政治关联关系企业的数据，找出共性和差异。本文的结果为反腐倡廉政策的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职消费是企业管理费用中一项重要的变动费用支出。它涵盖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与职务相称的消费，正常职务消费之外的超额消费以及对外部政府部门和上级企业的行贿支出。本文将这些在职消费划分为三类:正常型在职消费、享乐型在职消费和行贿型在职消费。后两类在职消费实质上属于腐败范畴。企业高管们滥用其权力增加自身和员工的福利，甚至形成共贿，助长企业铺张浪费和公款吃喝旅游之风。高管们通过礼品赠送、设宴款待等方式贿赂政府官员或上级领导，为个人升迁铺平道路，为企业获取各项资质。这些做法阻止公民正常竞争，造成资源分配扭曲，阻挠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协调发展。2004-2012年，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随营业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直线迅猛增长。对在职消费的制度制约缺位、权力制约乏力、民主监督薄弱，影响国家税收收入，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形成社会不良风气。　　从反腐倡廉政策对企业当期的影响来看，本文发现，反腐倡廉政策迅速扭转了在职消费上升的势头。反腐倡廉政策出台后，企业在职消费水平有显著下降，其中招待费下降最为迅猛。国企在职消费下降幅度高于民营企业，央企略高于地方国企。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曾有政府部门工作经历，曾有军队或建设兵团工作经历，或董事长/总经理至少一人是共产党员）在职消费下降幅度高于对应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下降后，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低于对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实证结果表明，反腐倡廉政策起到了威慑作用，有效降低了企业在职消费水平。　　从反腐倡廉政策对企业的长期影响来看，本文发现，整体上来说，反腐倡廉政策出台后，企业投资减少，投资冗余显著降低，同时投资不足也显著增加，但投资冗余下降的幅度远远高于投资不足上升的幅度。民营企业投资下降幅度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投资冗余下降幅度比国有企业低，但比国有企业显著;民企投资不足的增加幅度低于国企。地方国企投资效率的变化优于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投资冗余显著降低，投资不足增加但不显著，而中央国企的投资冗余和投资不足相比地方国企都有显著增加，其投资冗余和投资不足程度均高于2012年。按目前企业高管是否存在直接政治关联考虑，即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或是否共产党员这两种政治背景分类的情况下，反腐倡廉政策出台后，目前无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变化略优于目前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目前无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投资冗余下降幅度大于对应的目前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投资不足的上升幅度低于对应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以上结果表明，反腐倡廉政策出台后，企业整体投资减少，但投资冗余下降幅度高于投资不足上升幅度。民企投资减少幅度低于国企，地方国企投资效率变化优于中央国企，目前没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投资效率变化优于对应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也就是说，反腐倡廉政策的出台从整体效果上来说提高了投资效率，资源更多地由市场进行了分配。尽管反腐倡廉政策对国企，尤其是中央国企，在政策刚出台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国企最终由国家控股，其投资效率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种负面影响预期不会太持久。总体来说，反腐倡廉政策是有效的，政策的出台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　　本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通过文献阅读，找到企业在职消费持续非正常增长的潜在问题;通过案例分析，说明政府和企业、国企与民企之间、以及国企奢侈浪费存在的腐败现象;运用在职消费模型和Richardson投资模型，计算在职消费和投资效率的预期标准值;通过设置国企和民企不同的收益矩阵，说明反腐倡廉政策下两类企业的最优在职消费支出策略及所需满足的条件;采用一一对应的公司年度T检验和不同政治关联企业分组T检验以及模型回归的方法，用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本文假说。　　本文的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证支持，并从中国层面丰富了国际上关于腐败和政治关联的研究文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底出台的反腐倡廉政策是有效的。它降低了企业在职消费支出，扭转了在职消费不正常上升的趋势，总体上提升了企业，尤其是较少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些结果说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反腐是有效的，市场的作用可以通过政府这只手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