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问题频发。而告知同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中最能体现信息主体人格自由与尊严的规则亦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研究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困境并给出相应对策,具有紧迫性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告知同意规则进行概述;其次分别对欧盟、美国、中国的“告知同意”模式进行比较;再次对司法裁判认定现状进行归纳,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收集并分析了2016-2021年间的相关案例,总结出法院的裁判角度与认定标准;然后对中外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以探讨告知同意在现实中存在着同意的有效性方面、权利人的实际赔偿方面、同意存在强制与不被告知的信息重复利用方面、保护范围的界定与同意的难以撤回方面的适用困境。归根结底,告知同意适用困境的成因主要是无法平衡个人信息的保护与信息数据所带来的巨大经济价值。因此,告知同意适用困境的解决就应当从“优化”与“限制”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对于信息处理者不正当地利用他人信息数据的行为予以纠正制止:企业应当在合规政策修改之后,用“弹窗提醒”的方式告知用户隐私政策与其中的信息处理条款具体哪里发生了变化,以强化告知要求;完善信息泄露通知制度,以保障发生信息泄露情况时信息主体的知情权;落实公益诉讼,引入惩罚性的赔偿机制,以对抗信息处理者的强势优先地位;适当引入福利激励模式,鼓励用户同意授权企业处理其个人信息并获得相应福利,以缓解强制同意模式与信息的重复利用不被告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予以限制:引入第三方权利认证模式,对符合信息处理规定的企业颁发认证标准,辅助用户筛选可以信任的平台,缓解告知同意有效性无法落实的问题;学习浙江省率先通过的《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中搭建的公共数据平台模式,以明确公共数据与个人数据的处理界限,在国家的监管之下促进告知同意规则的更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