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越南华校的教学情况比较特殊。采用的教材与高等院校的教材不一样，多数采用以前香港、台湾的教材，内容过于陈旧，词汇使用不够标准，语法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学校的课程设置，安排多为古代汉语，不符合现代汉语实用需要；教师多为华人教师，教授汉语时难免带有自己的方言因素。加之教学方法不当，导致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掌握不恰当的语言知识。本人根据自己的学习经历，并通过查阅华校的教材以及越南人习得汉语的相关文献设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越南华校的教学情况比较特殊。采用的教材与高等院校的教材不一样，多数采用以前香港、台湾的教材，内容过于陈旧，词汇使用不够标准，语法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学校的课程设置，安排多为古代汉语，不符合现代汉语实用需要；教师多为华人教师，教授汉语时难免带有自己的方言因素。加之教学方法不当，导致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掌握不恰当的语言知识。本人根据自己的学习经历，并通过查阅华校的教材以及越南人习得汉语的相关文献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同时对华校师生进行了访谈，了解到了越南华校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偏误分析、教学策略等理论作为依据，对造成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华校教师的语言使用、教材以及课程设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其他文献
田耳作为当代的青年作家，他的身上有着诸如“70后”、湘西作家、底层写作等众多主流标签。纵观田耳创作的《风蚀地带》、《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等作品，他始终对焦小城镇中的人和事，但是他又在“底层”的故事中另辟蹊径，书写底层生活中的“奇人奇事”，例如“警察、凶案、罪犯、悬疑”都是田耳小说的热词，这些要素又使他从标签中脱离出来。对田耳的小说进行研究，笔者发现田耳有意创作出一个属于底层平民的“佴城世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研究者分别从文献、文化及文本三个角度入手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种互不关涉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红楼梦》的整体把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红学家梅新林在一次红学会议上提出新时期的《红楼梦》研究中文献、文化与文本之间应相互“融会贯通”。所谓“三文”，分别指的就是文献、文化与文本。“三文融通”就是指的《红楼梦》的相关文献、文化与文本三者之间
文学期刊既是独立的流通产品,又是具体文学作品的承载者,与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学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观察整个文学史发展变化的切入点,更是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十月》是纯文学期刊的重镇,是“文革”后第一个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自创办以来,《十月》秉持着“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编辑理念,刊发了众多极具价值的优秀作品,传达出拥抱生活的现实主义品格,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与发展
本论文是关于南宋士人曹彦约及其文学的个案研究。曹彦约是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理学家，且有《昌谷集》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故其人、其文学皆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彦约，字简甫，号昌谷。绍兴二十七年(1157)出生于南康府都昌县。乾道五年(1168)从彭蠡学，初窥理学堂奥。淳熙八年(1181)登进士第，历仕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其间又有六次奉祠里居的经历。本论文拟以曹彦约生平经历为线索，抓住其人生中的
仿佛对李洱有着命定的召唤，虽不时转向其他写作，但知识分子始终是其返回的重要锚点。既接续对知识分子内心审视的复杂叙事内容，也开创了现代知识分子叙述的重要新质，李洱从知识分子的精神、身体、自身的主体欲望三方面参与并构建了知识分子叙事传统,这三方面由形而上到形而下，最终转向作家自身，经由自我出发，这些真实的痛感汇聚成既有失望的批判，又有温情的理解，最终流露出时代悲观的知识分子写作。 李洱对当代知识分子
大运河开凿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作用主要是为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至隋朝时，隋炀帝大力兴修运河，进一步发挥了其运输粮食等物资的经济、政治功能。唐宋时期的统治者也坚持对运河的疏浚与治理，彼时“运河文化”逐渐得以孕育形成。元朝定都在北京，当时运河改道，将原先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体系改为以大都（北京）为中心的纵向体系，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雏形。明清时期，大运河已成为维护中央集权与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
二十世纪初，俗文学逐渐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这期间出现的诸多的研究学人，孙楷第是其中佼佼者。几十年来，孙楷第在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获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学术界目前对于孙楷第先生的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对其小说目录学的研究上。因此笔者拟以孙楷第的俗文学研究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成果及影响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探究其在俗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与贡献。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其学术成就进行论述：第一章“
清代科举制度直接且深刻地影响着文人的生活和创作，在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有所体现。《红楼梦》续书作为一个整体，是清代小说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代表。目前学界对《红楼梦》中科举观的探讨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对于续书却少有问津。本篇论文以清代《红楼梦》续书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科举视域下进行考察，观照科举制度与《红楼梦》续书的双向互动关系，深入开掘续书作者的创作心态和科举观以及蕴含在金榜题名大团圆结局中的民
休假制度是唐代政治制度在唐代文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休假制度古已有之，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而对作为诗人的官员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发出格外辉煌的官员休假诗歌成就。 本文首先考述唐代职官休假制度，秉承近年来学术界从制度入手深入研究文学的理念，从常规假旬假休沐、与农事节气相关的岁时假日、民俗节日和政治宗教及其它休假等方面力求全面系统地铺展唐代休假制度，考察其休假的具体时
封建制以宗法制为根基，是建立在家族系统之上的政治系统，因此家族是当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家族观念也深入人心。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天子、诸侯的权利逐渐倾斜于大夫家族，伴随着大夫家族成为时代重心之所寄，家族也因此成为整部《左传》叙事的着眼点之一。就鲁国而言，《左传》家族叙事主要围绕“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来展开，其中季孙氏家族叙事无疑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以季孙氏家族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