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IPO问题备受金融学领域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同样也是国内外股票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我国股票市场上这些现象也十分明显，而且随着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这些现象也逐渐有了新的变化。
　　为了减弱政府行政干预和加快IPO市场化，我国证监会在2004年12月开始进行询价制的试行，自此从2005年开始我国进入了询价制阶段。然而从2014年6月开始，IPO中断了五个月，重启后证监会发布规定使得A股市场IPO首发PE不超过23倍的现象开始出现，本文称“首发PE23倍”阶段。
　　询价制的实施给我国A股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也是最明显的异象就是IPO普遍存在高发行价。而2014年6月开始实施IPO首发PE23倍限制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定价的机会且降低了IPO新股的高发行价。因此对比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IPO发行制度的变化对IPO新股发行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IPO发行制度变化对IPO新股发行价的影响进一步看，是否会对IPO新股抑价率带来显著影响呢？该影响的作用路径又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探索IPO新股抑价率的文献有很多，其影响因素也有很多，但是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是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并且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的IPO发行制度改变也造成了投资者情绪的差异。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以IPO发行制度改革为划分依据，将研究期间划分为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从投资者情绪角度入手，分阶段研究投资者情绪的不同及其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差异。由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首发PE23倍阶段，IPO抑价率随着发行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表现？该阶段中减少了一级市场中投资者的参与，那么在这两个阶段中投资者情绪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又是怎样？首发PE23倍是否可以有效解决了询价制下的“三高”现象？
　　本文从多个数据库选取询价制阶段（2005年1月到2014年5月）和首发市盈率23倍阶段（2014年6月到2017年12月）这两个阶段作为研究的样本期，将这两个阶段在我国A股上市的共计2184家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剔除其中IPO溢价发行和有残缺数据的样本，最终选取了1021家公司作为最后的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和定量分析法等方法，在Eviews统计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构造了混合面板模型利用WLS方法进行线性回归，并对回归模型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以此来研究两个阶段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的本质上差异。通过投资者情绪和IPO抑价方面的理论梳理设立了两个方面的假设：假设1：投资者情绪是IPO抑价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投资者情绪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假设2：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更大，更多地表现在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上。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IPO抑价率长期高企并且波动幅度剧烈；2、投资者情绪是新股IPO抑价率的重要影响因素；3、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投资者情绪更高，且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更大，因此IPO抑价率就更高；4、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5、首发PE23倍有效地降低了询价制下的“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但却带来了高抑价率现象。
　　根据本文得到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对投资者，为其参与证券市场提供建议：首先，关注新股投资机会；其次，参与其中的个人投资者必须培养专业投资能力，减少非理性投资，才能避免市场中的人为风险。
　　2、对证券发行方，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发行公司要想获得更多投资者的认可和资金支持，也必然要聚焦于公司价值的增长，而非市场投机。第二，结合上市公司和宏观环境等实际情况，将公司特点和所在行业等因素考虑进去以选取更准确的定价方法，提高定价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3、对证券监管机构，为其政策改革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在23倍PE的基础上，适当地放宽管制，增加新股定价的选择空间；第二，我国的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探索出一套与注册制相适应的体系，逐步引导IPO向注册制过渡。
　　从本文的创新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1、比较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两个阶段中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及其差异性来探究不同IPO定价制度下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的差异；2、构建投资者情绪的主客观变量来更加科学全面性地反映投资者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