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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IPO问题备受金融学领域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同样也是国内外股票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我国股票市场上这些现象也十分明显,而且随着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这些现象也逐渐有了新的变化。
为了减弱政府行政干预和加快IPO市场化,我国证监会在2004年12月开始进行询价制的试行,自此从2005年开始我国进入了询价制阶段。然而从2014年6月开始,IPO中断了五个月,重启后证监会发布规定使得A股市场IPO首发PE不超过23倍的现象开始出现,本文称“首发PE23倍”阶段。
询价制的实施给我国A股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也是最明显的异象就是IPO普遍存在高发行价。而2014年6月开始实施IPO首发PE23倍限制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定价的机会且降低了IPO新股的高发行价。因此对比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IPO发行制度的变化对IPO新股发行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IPO发行制度变化对IPO新股发行价的影响进一步看,是否会对IPO新股抑价率带来显著影响呢?该影响的作用路径又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探索IPO新股抑价率的文献有很多,其影响因素也有很多,但是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是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并且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的IPO发行制度改变也造成了投资者情绪的差异。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以IPO发行制度改革为划分依据,将研究期间划分为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从投资者情绪角度入手,分阶段研究投资者情绪的不同及其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差异。由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首发PE23倍阶段,IPO抑价率随着发行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表现?该阶段中减少了一级市场中投资者的参与,那么在这两个阶段中投资者情绪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又是怎样?首发PE23倍是否可以有效解决了询价制下的“三高”现象?
本文从多个数据库选取询价制阶段(2005年1月到2014年5月)和首发市盈率23倍阶段(2014年6月到2017年12月)这两个阶段作为研究的样本期,将这两个阶段在我国A股上市的共计2184家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剔除其中IPO溢价发行和有残缺数据的样本,最终选取了1021家公司作为最后的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和定量分析法等方法,在Eviews统计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构造了混合面板模型利用WLS方法进行线性回归,并对回归模型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以此来研究两个阶段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的本质上差异。通过投资者情绪和IPO抑价方面的理论梳理设立了两个方面的假设:假设1:投资者情绪是IPO抑价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投资者情绪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假设2: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更大,更多地表现在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上。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IPO抑价率长期高企并且波动幅度剧烈;2、投资者情绪是新股IPO抑价率的重要影响因素;3、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投资者情绪更高,且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更大,因此IPO抑价率就更高;4、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5、首发PE23倍有效地降低了询价制下的“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但却带来了高抑价率现象。
根据本文得到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对投资者,为其参与证券市场提供建议:首先,关注新股投资机会;其次,参与其中的个人投资者必须培养专业投资能力,减少非理性投资,才能避免市场中的人为风险。
2、对证券发行方,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发行公司要想获得更多投资者的认可和资金支持,也必然要聚焦于公司价值的增长,而非市场投机。第二,结合上市公司和宏观环境等实际情况,将公司特点和所在行业等因素考虑进去以选取更准确的定价方法,提高定价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3、对证券监管机构,为其政策改革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在23倍PE的基础上,适当地放宽管制,增加新股定价的选择空间;第二,我国的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探索出一套与注册制相适应的体系,逐步引导IPO向注册制过渡。
从本文的创新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1、比较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两个阶段中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及其差异性来探究不同IPO定价制度下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的差异;2、构建投资者情绪的主客观变量来更加科学全面性地反映投资者情绪。
为了减弱政府行政干预和加快IPO市场化,我国证监会在2004年12月开始进行询价制的试行,自此从2005年开始我国进入了询价制阶段。然而从2014年6月开始,IPO中断了五个月,重启后证监会发布规定使得A股市场IPO首发PE不超过23倍的现象开始出现,本文称“首发PE23倍”阶段。
询价制的实施给我国A股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也是最明显的异象就是IPO普遍存在高发行价。而2014年6月开始实施IPO首发PE23倍限制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定价的机会且降低了IPO新股的高发行价。因此对比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IPO发行制度的变化对IPO新股发行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IPO发行制度变化对IPO新股发行价的影响进一步看,是否会对IPO新股抑价率带来显著影响呢?该影响的作用路径又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探索IPO新股抑价率的文献有很多,其影响因素也有很多,但是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是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并且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的IPO发行制度改变也造成了投资者情绪的差异。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以IPO发行制度改革为划分依据,将研究期间划分为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这两个阶段,从投资者情绪角度入手,分阶段研究投资者情绪的不同及其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差异。由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首发PE23倍阶段,IPO抑价率随着发行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表现?该阶段中减少了一级市场中投资者的参与,那么在这两个阶段中投资者情绪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又是怎样?首发PE23倍是否可以有效解决了询价制下的“三高”现象?
本文从多个数据库选取询价制阶段(2005年1月到2014年5月)和首发市盈率23倍阶段(2014年6月到2017年12月)这两个阶段作为研究的样本期,将这两个阶段在我国A股上市的共计2184家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剔除其中IPO溢价发行和有残缺数据的样本,最终选取了1021家公司作为最后的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和定量分析法等方法,在Eviews统计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构造了混合面板模型利用WLS方法进行线性回归,并对回归模型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以此来研究两个阶段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的本质上差异。通过投资者情绪和IPO抑价方面的理论梳理设立了两个方面的假设:假设1:投资者情绪是IPO抑价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投资者情绪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假设2: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更大,更多地表现在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上。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IPO抑价率长期高企并且波动幅度剧烈;2、投资者情绪是新股IPO抑价率的重要影响因素;3、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投资者情绪更高,且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更大,因此IPO抑价率就更高;4、相比于询价制阶段,首发PE23倍阶段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5、首发PE23倍有效地降低了询价制下的“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但却带来了高抑价率现象。
根据本文得到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对投资者,为其参与证券市场提供建议:首先,关注新股投资机会;其次,参与其中的个人投资者必须培养专业投资能力,减少非理性投资,才能避免市场中的人为风险。
2、对证券发行方,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发行公司要想获得更多投资者的认可和资金支持,也必然要聚焦于公司价值的增长,而非市场投机。第二,结合上市公司和宏观环境等实际情况,将公司特点和所在行业等因素考虑进去以选取更准确的定价方法,提高定价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3、对证券监管机构,为其政策改革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在23倍PE的基础上,适当地放宽管制,增加新股定价的选择空间;第二,我国的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探索出一套与注册制相适应的体系,逐步引导IPO向注册制过渡。
从本文的创新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1、比较询价制和首发PE23倍两个阶段中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及其差异性来探究不同IPO定价制度下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影响的差异;2、构建投资者情绪的主客观变量来更加科学全面性地反映投资者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