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运用《爱新觉罗宗谱》全文数据库，并结合其他各类史料，以清代皇族这一身份群体为例讨论了先赋身份对官职获得的作用。本文将先赋身份分为三个层级:一是宗室、觉罗的区分，这两个群体分别为清代皇族的近支和远支，有着明确的定义和界限，任官方式也有较大差异。二是本人是否有爵位，尽管早期有宗室、觉罗因军功而获得爵位，但总体而言，爵位是世袭性的身份标签，有爵位者有相应的俸禄，在帝国的身份序列也中有特定的位置，并以特定的服饰和仪制等级为表现。三是本人无爵位的情况下，父亲、祖父是否有爵位或官职，这个层级的先赋身份不如宗室、觉罗的集体身份或者个人是否有爵位那样明确，但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个人的仕途产生着重要影响。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首先，宗室、觉罗这两大身份群体的任官范围有较大差异。宗室在任文职方面有诸多限制，不仅在中央行政机构任职机会少，而且咸丰七年(1857)以前均不能外任文官;但在侍卫处、宗人府这类服务于皇帝及管理皇族事务的官僚机构中有更多的任职机会。觉罗任官则不受到皇族身份的影响，而是与其他满洲人一起参与满缺的选拔。其次，在宗室、觉罗内部，以爵位为代表的世袭身份与军事征伐集团的武官以及武官所代表的对皇帝的效忠有显著的亲和性，但对文职机构的渗透程度较低，这体现出晚期帝制时期文官体制对特权身份群体的抵制。此外，在没有爵位的宗室、觉罗中，有家庭背景者更容易获得文官或武官。　　文官和武官体制对世袭的身份群体的接纳程度不同，揭示出文官和武官体制中的官僚制和家产制成分存在明显差异。武官的任用体现出较强的家产制特色。在清代，世袭性的军事集团是帝国统治者的来源群体，也是帝国统治的基石，这是清代皇族异于汉人统治者王朝中的皇族的最显著之处。该军事集团的首要职责是誓死效忠皇帝、巩固君主权力，使家臣效忠君父的直接渠道是让家臣担任保卫帝王的侍卫或保家卫国的将军，再加上高等级八旗武官的任用往往超越了官僚体制中逐级升迁和身份回避的原则，体现了帝国统治中的家产制特色——任人唯亲和强调个人效忠。而在任用文官时则更多需要考量特殊身份群体对科层体制造成的干扰，这说明文官体制则对特殊身份群体有一定程度的免疫，以及文官体制具有较强的官僚制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说明，君主权力与行政权力共同作用于中华晚期帝国的政治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