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程度的加深，软权力的作用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和领导人所重视和运用。自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软权力”的概念以来，各国更是将运用、扩大和提升自身软权力的影响列入本国开展国际活动和对外交流的政府工作日程。在现有的国际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意欲重新参与国际社会权力分配的国家，更是在增强自身软权力的国际影响以争取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目标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方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日本，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它被排除在国际社会权力分配的核心机构——联合国安理会之外。战后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早在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就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大国战略，将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下简称“争常”或“入常”)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实施计划。冷战后的日本在不断增强物质性力量的基础上，加强了对软权力手段的重视和运用。以“共同价值观”理论谋求与美国巩固双方关系，取得西方集团的支持；以和平路线为依托，在军控、解决热点问题等安全领域发挥调停作用，为国际和平作贡献；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创设，提高自己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开展文化外交，加强文化、人员交流，促进世界对日本的研究和理解。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近年来的外交努力，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得以全面拓展，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也不断扩大，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大有改善和提升，实现了在二战中以军事手段所不能实现的目标。从二战后一度“沉默”的战败国到今天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日本不仅在经济上创造了奇迹，更是在自身软权力的运用和提升方面有了不俗的成就。2004年6月，奈曾在日本外交问题权威英文刊物Gaiku Forum(《外交论坛》)上著文分析日本的软权力，认为日本的文化影响已不再限于禅宗和空手道，更是通过动画和漫画传播了当代日本的价值观。诚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硬权力仍然是基础，但大国的成长在其物质性力量增长的同时，社会性成长(即溶入并成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一样必不可缺。正如个人的成长，不仅要完成作为自然人的生理上的成长发育，更要融入社会，成为社会人。进入21世纪以来，借联合国改革之势，日本意欲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实现争常梦。在与德国、印度、巴西联合抛出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四国方案后，加紧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力图取得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理解和支持，再次向争常发起冲击。除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改革方案尚存在分歧以外，周边国家特别是二战中曾遭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国家对其历史态度不端正的反感、国际社会对其争常动机的不信任和其软权力手段运用有失偏颇，是致使日本争常再次遭受“滑铁卢”的重要影响因素。痛定思痛，日本认识到要参与国际社会权力分配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自己实力相称的作用，软权力至关重要。要有经济实力，更要有能让经济实力转化为被国际社会成员接受和认同的能力，以培育于已有利的软环境。为此，新上任的安倍政府一改前任小泉政府强硬偏执的风格和作法，在谋求改善与近邻中国、韩国曾一度冰冻的国家关系、增强在欧盟和非洲国家中的影响等方面频频有所动作，力求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开放而又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所信任的日本，为继续实现既定的政治大国战略而积极努力。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在扩展自身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维持和建设一种强大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既要有着自己民族的独特性来凝聚本民族的文化与生活能力和政府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有融入国际社会的能力，即通过国际合法性的增强来巩固自身的物质性力量的增长的成果。同为战败国，德国在战后重新崛起，成为欧盟的核心和欧洲国际社会的领袖，日本却至今仍未能完全获得周边国家的信任，更难以成为区域发展的领导力量。日本虽然有着较强的国际社会化能力，但相对于日益增高的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软门槛”，难免显得有些力有未逮。相比日本，要真正让世界接受和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应重视并加强软实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运用，注重参与创设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做到物质性增长与社会性增长相结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