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我国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矛盾纠纷凸显,群众维权意识增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逐渐增多,于是出现了“诉讼井喷”现象。同时,法官员额制改革,作为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核心战略,冲击了原有的利益安排。这一全新的社会样态既要求优化法治的整体运行流程,又要求完善法律职业主体的生成机制以及司法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国出现了法官“下海”做律师易且数量多、律师“上岸”做法官难且数量少的特殊现象。中国法治资源的不平衡性和稀缺性已经是明显的事实。法治资源的供求失衡,不断刺激着法律职业组织体系的变革。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寻求一种高效的“集约型”法治资源配置方式,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司法职业化之路,成为了法治建设的重点内容。本文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尝试借助法律社会学的生态理论,以法律职业者为核心,将法律职业转换系统置于宏微观的制度、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因子中,集中关注他们在这些社会环境因子作用下处理职业边界和资源置换问题的社会过程,以及研究他们作出职业转换决定之后所带来的社会生态影响,为相关司法制度的进一步革新提出理论设想。从中发现,在复杂的职业转换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有力的整合过程,即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同时,在特有的生态环境中,我国法律职业转换现象呈现出明显而深刻的特殊性。对于法律职业转换机制的构建与完善,需以深层的本土法治资源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统筹考虑宏微观社会生态因子和平衡制约,同时进行科学的域外分析。我们要防止法律职业转换系统中的两种极端,一方面我们不能抹杀改革者构建法律职业转换生态美好蓝图的主观能动,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守生态理论中客观、合理且符合我国现实法治发展要求的原理。要集思广益和立足长远,从生态的矛盾中找到一个最利于我国的平衡路径,有重点有步骤地实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