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堕胎”在晚清以前并不为罪,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以“堕胎”有乖人道,害秩序,毁公益为由,为堕胎行为戴上犯罪的枷锁,使其成为独立的“堕胎罪”并一直沿用至整个晚晴民国时期,这一期间堕胎罪经历了从罪名由法定到被废除于刑法典的巨大变化。堕胎罪的废除虽已成为我国默认趋势,但对堕胎是否应为罪的问题,当今世界对此争论仍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文以历史学的角度结合《中华民国刑法》《申报》《文汇报》《妇女共鸣》等及司法档案判例为研究素材,从立法、量刑、司法三个方面着手还原堕胎罪的历史原貌。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构成,正文共包含三个部分。本文第一部分首先是厘清堕胎罪的概念与具体内容,梳理堕胎罪的相关规定与司法处置,考察堕胎罪的形成和发展,力求全面理解堕胎罪。堕胎罪在秦汉时期已有相关规定,然而到了清末修律运动才正式将堕胎推至于法律的牢笼中。1907年修律大臣们拟定的《刑律草案》中提及有堕胎罪,将“堕胎”上升到政治制度、权利问题等层面,晚清政府制定《钦定大清刑律》,堕胎罪也正是此时被正式写入刑律中。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堕胎罪得到进一步发展,《暂行新刑律》中有堕胎罪,但并未涉及对堕胎罪规范的变革。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堕胎罪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同时也是堕胎罪发展的顶峰时期,1935年对旧《中华民国刑法》进行修订,对堕胎罪做出人性化的规定,本律的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项赋予了堕胎不违法的权利,但是此免责有附加条件限制。本文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堕胎罪的定罪与量刑,晚清时期堕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转变源于西方人权思想的传入,同时也受本国立法者思想影响。在这充满新变化的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间,西方人权观念传入国土。晚清时期英、美、法、德、日等国因受基督教教义及人权理论的影响皆视堕胎非法。晚清立法者们在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的引领下,秉持“彼法善者皆取用”的修律原则,提出废酷刑重人权。因此,皆认为堕胎行为漠视了生命的可贵,贱踏了胎儿的生命权,法律应对此行为励行禁止。立法者考虑到堕胎罪实践的复杂性,因此对堕胎罪的类型与量刑进行细化,以便在司法实践中灵活适用。量刑中分为轻罚和重罚,当两罪俱发时,则以重者论,对于利用身份和违背怀胎妇女意志的堕胎犯罪者,倾向于重罚。本文第三部分着重论述堕胎罪的司法实践及实践效果。堕胎罪的司法实践中犯罪主体存在广泛性与特殊性,起诉形式也区别于普通案件,导致侦查与审判比较困难,司法机关消极对待,司法审判堕胎案件量也少,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审判中的惩罚与刑法条文规定不一致,倾向于从轻处罚。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堕胎罪司法实践效果不佳,未达到立法意愿,民间秘密堕胎仍然盛行。本文立足堕胎罪存在的时代背景,对其立法及司法实践进行客观评价,虽然堕胎罪是移植于西方国家的法律,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堕胎罪的入刑促使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人们树立对妇女权益、胎儿生命权的保护,不把堕胎当成儿戏,对今后制定专门的胎儿权益保护制度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