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上承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的思想,下启元明理学,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读书伴随朱熹的一生,教授弟子如何为学成为他一生的事业。朱熹门人为其编撰《朱子读书法》一书,对后世的学子为学做出了指点。读书在朱熹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同时还是其认识的方法和涵养的方式。朱熹继承了先秦孔子和荀子的重学思想,北宋二程和张载的读书思想,形成了系统的读书思想和为学体系。朱熹认为个体能够通过阅读经典体认天理,通过体认万事万物中的分殊之理达到对天理的体认,读书是“求理”的一种方式,更是格物求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读书是为了变化气质,恢复本性。朱熹将人分为圣人和常人,认为常人需要通过读书达到变化气质,恢复本性的目的。朱熹认为读书是为了成圣,读书是成圣的途径之一。朱熹还认为在读书的内容上要讲求次序,要渐次而行。儒家经典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是一个经典群。因此要求学者先读《四书》后读《五经》最后读“史”及其他书籍。这样的次序蕴含着义理的不断深化,读《四书》能够在学者心中确认义理,《五经》则是对《四书》中义理的循环和深化,史书及其他书籍则是义理的具体应用。三者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关联不可或缺,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化的义理修养“工夫”理论,从经典文本上为士人学者提供了一套完备可行的工夫次阶。读书法还是一种身心修炼的工夫。朱熹的读书法中既有对心的约束,又有对身体的规范,还需要静坐的配合。朱熹的身心工夫是主敬工夫中“主一无适”和“整齐严肃”的重要体现。在整个读书过程中“主敬”工夫始终贯彻其中,唯有“敬”才能达到心灵和身体的转化。“静坐”能起到凝聚身心,体会义理的作用,对身心的转化起到延伸和补充的作用。朱熹和陆九渊两人在鹅湖之会前后对“读书”的争论,则体现为读书能否作为为学的修养工夫。朱熹针对人心而发,认为要通过读书的次第来不断克制人欲之私。陆九渊则直接针对道心而发,认为道心即是人心,因此不需要过于依赖读书。朱熹也认为心具理。但他在实现心理合一的方式上,强调通过读书的积累涵养达到豁然贯通,由道问学而尊德性实现理心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