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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初步探讨早中期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中医证型与理化指标如血脂(TG、TC、HDL、LDL)、肝肾功能(ALB、SCR、BUN、CysC、eGFR)、血糖（HbA1c、C肽）、尿微量白蛋白/肌酐(ACR)及特殊实验室指标（血TNFR1、血TNFR2、尿Kim-1、尿MCP-1、尿Nephrin）之间的相关性，为早中期DKD的中医辨证客观化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选择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肾病科及内分泌科住院及门诊就诊的早中期（Ⅲ期和Ⅳ期）DKD患者，收集临床四诊资料，将患者分为气阴虚血瘀证、阳气虚血瘀证、阴阳两虚血瘀证三个证型。同时选择同期就诊的健康体检者40例。收集入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病程等，以及实验室相关资料包括TG、TC、HDL、LDL、ALB、SCR、BUN、CysC、eGFR、HbA1c、C肽、ACR等。留取所有人血样及尿样，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人血TNFR1、血TNFR2、尿Kim-1、尿MCP-1、尿Nephrin的水平（尿指标经尿肌酐校正）。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资料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入组气阴两虚血瘀证80例、阳气虚血瘀证60例、阴阳两虚血瘀证77例，其中DKDⅢ期患者143例、Ⅳ期患者74例。不同证型之间DKD的分期整体分布有差异(P＜0.05)，DKDⅢ期中气阴两虚血瘀证较其他两证型所占比例较大(44.8％)，而在DKDⅣ期中阴阳两虚血瘀证较其他两证型所占比例较大(47.3％)。年龄方面，气阴两虚血瘀证患者年龄低于阳气虚血瘀证、阴阳两虚血瘀证患者(P＜0.05），阳气虚血瘀证与阴阳两虚血瘀证之间无差异(P＞0.05);性别、BMI及病程三组之间无差异(P＞0.05)。 (2) ACR在不同中医证型之间有差异(P＜0.05），阴阳两虚血瘀证患者高于气阴两虚血瘀证患者（P＜0.05），而阳气虚血瘀证组与气阴两虚血瘀证组和阴阳两虚血瘀证组之间无差异(P＞0.05)。ALB阴阳两虚血瘀证患者均低于气阴两虚血瘀证组及阳气虚血瘀证组(P＜0.05)，而气阴两虚血瘀证组与阳气虚血瘀证组无差异(P＞0.05）。CysC在阳气虚血瘀证组及阴阳两虚血瘀证组均高于气阴两虚血瘀证组(P＜0.05)，而阳气虚血瘀证与阴阳两虚血瘀证无差异(P＞0.05)。SCR、BUN、eGFR、HDL、LDL、TG、TC、HbA1c、C肽在DKD不同中医证型之间的比较均无差异(P＞0.05）。 (3) Kim-1在不同中医证型之间有差异（P＜0.05），阴阳两虚血瘀证患者高于气阴两虚血瘀证患者(P＜0.05），而阳气虚血瘀证组与气阴两虚血瘀证组和阴阳两虚血瘀证组之间无差异(P＞0.05）。sTNFR1、sTNFR2、尿MCP-1/ucr、尿Nephrin/ucr在DKD不同中医证型之间的比较均无差异(P＞0.05）。 (4) DKD中医证型与之前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气阴两虚血瘀证与阴阳两虚血瘀证相比，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DKD人群中辨证为气阴两虚血瘀证的可能性是阴阳两虚血瘀证的0.959倍;即年龄越大，辨证为阴阳两虚血瘀证的可能性越大，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Kim-1每增加一个单位，DKD人群中辨证为气阴两虚血瘀证的可能性是阴阳两虚血瘀证的0.999倍;即Kim-1越大，辨证为阴阳两虚血瘀证的可能性越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气虚血瘀证与阴阳两虚血瘀证相比，ALB每增加一个单位，人群中辨证为阳气虚血瘀证的可能性是阴阳两虚血瘀证的1.12倍;即ALB越高，辨证为气阴两虚血瘀证的可能性越大，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随着早中期DKD中医证型的演变，由气阴两虚血瘀证到阳气虚血瘀证再到阴阳两虚血瘀证，ALB、CysC、ACR、尿Kim-1可作为早中期DKD证型逐渐加重的客观指标。 (2)早中期DKD人群中年龄越大、尿Kim-1值越高、ALB越低，辨证为阴阳两虚血瘀证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