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译者的主体性为人们所忽视。译者被认为是作者的仆人、翻译机器、或者舌人。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从归约性研究转为描述性研究，学者们不再研究“应当如何翻译”的问题，而是将关注点转移为“为什么这样翻译”的问题，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得到认可。作为文化转向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操纵学派将注意力放在了译者主体性上。该学派认为，从译入语文学的角度讲，所有翻译都是带有一定目的的对原文的操纵。操纵学派指出，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三方面的制约：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译者有目的地对原文进行操纵。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对译者的影响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译者的工作不仅仅是进行语言转化，更影响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翻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政治和历史意义。在这一时期，王尔德童话的翻译在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兴盛，而这兴盛的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译者在对王尔德童话的文本和翻译策略进行选择时必然深受当时中国文化背景的影响。本文基于操纵学派的观点，从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译者在翻译王尔德童话过程中所受到的译入语文化的影响，而这些方面对译者及其翻译目的的影响恰好就是译者超越原文和作者，实现其主体性的地方。从分析中可以发现，译者对王尔德童话的选择和翻译并非是随意的，翻译活动和译文的产生都是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译文中有大量当时社会现状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痕迹存在，而译文同时也推动着运动的发展。在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有目的地对译文、翻译技巧和策略进行选择。约束译者的是译入语文化，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和原文。译者不再从属于作者，其主体性在约束中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