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引入,是我国证券监管体系回应证券资本市场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2015年出台的《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拉开了证券行政执法和解改革的大幕,其在运行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样本,但其实际效能也面临着诸多质疑。而今,中国证券监管模式的转型正逐步展开,在此背景下,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不但需要及时对证券行政执法和解试点过程中的经验与创新进行总结、提炼,更重要的是在已有证券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建构起规范化的制度体系,这种“从制度规范到规范制度”的转变是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下一步完善所需要面对的任务。除去引言与结语,本文的论述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主要对我国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适用的经验样本,以及相应的规范文本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的施行为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完善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与样本,实践中反应出的种种问题是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在下一步的完善中需要集中应对的。因此,通过梳通我国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制度沿革以及法律实践,可以提炼出当前我国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在制度构建上的总体思路,即:制度构建中的功能主义取向、裁量权治理的精细化诉求、实践运作中的制度耦合需要,以及激励企业合规管理建设的作用。第二部分在辨析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法律属性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制度功能进行定位。从规范文本以及法律实践来看,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法律属性有着多重面向,就行为形式而言,总体上属于合意性行政行为,也就是一种行政和解协议,同时也有着单务性的特殊性。就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程序而言,在法律属性上属于正式的行政执法程序,是对证券行政处罚程序的替代。因此,作为一项以“善治”为导向的执法措施,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在法律实践中表现出了便宜主义、公私结合与监管激励的基础特征,这不但是对证券监管体系的补充,也是证券资本市场的要求。所以,从证券法体系的角度来看,证券行政执法和解扮演着高效化解行政纠纷的柔性执法手段、证券民事救济渠道的功能性代偿,以及促进企业合规的行政监管激励机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建构逻辑。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证券监管本应是一个行政监管、市场监管与社会监管不断平衡的开放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效能需要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予以保障,即市场自律、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的协同治理。当然,证券行政执法和解作为一种合意性行政行为,终要面对行为形式论与形式法治主义在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的质疑,因此,证券行政执法和解需要在“新行政法”的方法论框架下,进行实质法治化方面的探索,通过可接受性以及协商民主等提高行为的正当性。然而,这样一种建构逻辑中的治理难点在于如何实现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裁量正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构建需要超越“传送带”式的合法性控制模式,通过主体间的利益沟通与平衡实现对证券行政执法和解裁量的有效治理。第四部分主要论述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建构需要保持法秩序间的统一,实现软法与硬法结合。在过程论的视域下,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属于多主体利益不断进行沟通与平衡,塑造利益共识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规制需要通过对行业规则的确认,结合实体规范以及程序装置,对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运作过程进行规制。而证券行政执法和解过程中监督审查的强度与密度,应根据不同的阶段实行分类分级监管,以期证券行政执法和解能够积极回应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构建证券市场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