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指严是清末民初一位重要的通俗小说作家,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死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颇丰:大约有200余篇短篇小说,5部掌故小说集,3部教材,若干历史讲义;经历颇丰:出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南洋公学国文教员,主讲过金陵高等师范,也出任过北洋政府的财政秘书。这些经历构成了其笔底的壮阔波澜,但是在历史的尘封中,许指严的作品甚少被人关注,这种偏见对填补清末民初文学史之空白来说,有着一定的损失,因此,本论文的结撰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开始进行对许指严的全面研究。本论文主要研究许指严的作品,通过对作品的收集、整理和架构,来揭示出许指严不为人知的一面,希望能填文学研究空白之万一。因此,本论为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乃是对许指严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许指严生平的概述,在具体研究作品前,能对许指严有个大概的了解,为作品的分析与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背景;在第二与第三章中,具体以分析几个不同部类作品为主:因此,核心部分由两个方面构成:在第二章中,重点论述了作为掌故小说作家的许指严及其创作历程,主要作品以及在作品中,许指严是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进而梳理这种观点是属于其自身的观点还是应付时流的“人云亦云”;同时,这一章对几个重要概念做了梳理、分析和对比。本章中将对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加以分析:许指严从创作动机到最后的作品都是严肃认真的,但是,他最为世人所提及,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历史作品《石达开日记》却是一部伪作。这部伪作给研究许指严提供了很大的空问。关于这个问题,正文中有详细论证,现不赘述。在这部分的创作中,许指严继承家学,从传统创作而来,新的经济阶层带来新的因素在他身上尚未完全彰显,反而给他终身涂抹上无可更改的怀旧基调:传统的话语言说方式,接续千年的创作题材,以及古雅的文言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五·四”以前的文学环境中,这一切都为许指严带来了声誉。但是,人本身不是单纯静止的客观物,人的思维观念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或明显或隐蔽。是故只有在当时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的内部,才有可能造成这种变革的最终形成。无论这种变化最后指向何方,当时的环境催生了报业的发展和壮大。而我之所以将其报人小说单列出来,则是为了更好地厘清这种状况。身份的转变影响了创作的转变,虽然作为一个报人进行报人小说创作与作为一个掌故小说名家进行掌故小说创作,并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一定程度的交叉却依然鲜明地展示了某种内在核心的差异。因此,在归纳整理清楚大时代的报业背景以及其主要创作作品后,第三章将重点论述关于这些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类型以及意义解读。首先,从许指严报人身份入手来看待一些一直被目为“鸳蝴派”的报人小说,可能更加公允。这既是其创作的起点,也是其创作的意义所在。此时,不同于掌故小说,新的因素终于得到了显现。但是这种显现到底有多少程度的现代性因素,依然值得考量。而且,相较于过去,语境的变化给这种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部分作品的最终“湮没”反映了怎样的文学环境,给现代的我们以怎样的启示?更值得关注。就这样,从旧式家学中走出来的许指严感染于时代的因素,在上海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完成了自身的部分转换,这种转换虽然在日后的评价体系中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可是作为对新因素的接受,许指严的创作态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案例。以上两个部分完成了对许指严的综合考量,在最后一部分中,将在现代语境下重新评估许指严。本文更加侧重资料的整理,奉传统考据为圭臬,经过比较严格地收集与整理,数据统计,尽可能地做出比较精确的分析;而文本研究上,因为掌故小说的特殊性,则佐以正史对照,采用较为传统的分析方法;因为刊物产生年代的特殊性,本身的现代性,故而既采用现代叙事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也不抛弃传统理论,毕竟它对解释本土文学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故在方法上取一种“允执厥中”的态度来进行文本分析。许指严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尚未被广泛关注,他本人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以流俗眼光目之,未免为文学史之一点遗憾。故笔者,对其研究乃是寄希望能有补这段文学史空白之万一,对其的研究也不是哥伦布挖掘新大陆式的判断,而是基于现有的研究状况,做出整理、补充、考证以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