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收入增长、福利意识觉醒与消费结构的升级,社会与民众对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期待愈加强烈,甚至已经从“质量安全”跃升至“营养安全”,而与之不相匹配的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却受限于农副产品生产企业小规模、分散经营特征存在高昂的监管成本,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还使得食品质量违规群体逐渐从早期的小作坊开始向大公司与深加工厂商蔓延,甚至一定程度上演化为“行业潜规则”,造成消费者基于“品牌”的食品安全识别标尺失效,也进一步加剧了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该如何提升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效率,是在现有的安全规制模式下进一步加大违规厂商的惩戒,还是该从根本上调整监管思路与规制内容。在这些问题驱动下,本文从食品安全规制的监管权配置结构这一基点出发,结合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历史实践进程,结合政府、厂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偏好与决策逻辑,就“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配置结构是怎样的?”、“权力下沉的单一政府规制为何失灵?”、“合作规制是如何实现更佳的监管效率?”这三个递进性问题展开分析,从而为我国食品监管从单一主体规制结构向合作规制结构优化提供论据。首先,本文论证了食品安全监管权下沉的单一政府监管模式会出现规制俘获的必然性。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努力程度分配,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对不同任务可观测产出的期望收益水平、可观测信息方差水平以及不同任务间努力成本关系。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性目标与食品安全规制性目标上,表现出典型的努力成本替代特征,且食品安全监管的可观测信息方差大于经济性指标,使得地方政府在代理人角色中,存在偏好经济增长的决策模式,这种增长与安全间成本替代关系的形成,会使得地方政府在目标权重上更在意经济增长表现而忽视食品安全管理、在努力分配上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招商引资、土地整合等增长环节,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放松食品安全监管最终导致食品安全规制俘获的出现。前景理论的博弈分析结论则说明,地方政府与食品生产厂商间是否存在合谋可能,实际上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与厂商对合谋（不合谋）策略的收益感知与损失预期,这意味着合谋抑制的政策路径必然集中在降低厂商与地方政府的合谋收益、强化不合谋策略激励上。然而,在现有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框架中,一方面激励与约束间的最优策略管理结构尚未形成,对地方政府与企业间基于贿赂达成合谋的监管不足,特别是由于第三方监督、媒体舆情充分性等方面的不足,地方政府与厂商对合谋依然存在较强的扭曲激励,并表现在地方政府依然存在通过合谋实现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意愿,厂商也依然存在较强的违规收益水平,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企业间合谋的出现与规制俘获的最终结果。其次,本文比较了单一规制模式与合作规制模式差异化的食品安全监管效率。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证实,存在多个规制者的合作模式不同信息约束条件的平均信息租金会低于单一规制模式的平均信息租金,单一规制与社会共治两种模式的规制有效性差异体现在高信息效率厂商的食品违规激励上,在多个规制主体参与规制与监管时,高信息效率厂商获得了更高的与规制者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会形成食品安全违规的扭曲激励,增加了高信息效率厂商与规制者合谋的可能。但是从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看,由于社会共治结构降低了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委托人为抑制合谋而必须支付的佣金成本,且对中等效率厂商的信息租金不产生影响,因此社会共治模式社会福利期望水平更高,此时中央政府能够以较低的佣金支付维持较小的合谋概率,同时较低的合谋预期收益会激励规制者以较大的概率将厂商违规信息上报,从而缓解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代理人逆向选择,并最终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率。同时,在具体的合作规制模式选择上,考虑到消费者等非政府规制主体其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由于具有较低的信息甄别与处理能力,也存在较高的信息获取成本,这会大大增强厂商信息私有化程度,从而降低非政府规制主体的监管预期收益。而地方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方,由于具有更为典型的私利性动机,且通过政企合谋能够获取额外的非经济性隐性收益,如更好的地区经济绩效以及晋升资本等,这会放大政府与非政府规制主体在同一规制任务上的预期收益差异,此时分散规制而非协同规制,即依托惩戒与许可权之外的法律、声誉约束等规制路径,授予消费者、舆论媒体与第三方社会组织相对独立、完整的监督权,形成分散规制的规制权力配置结构,才是具有更低规制成本、更高规制效率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设计模式。再次,本文分析了合作规制模式下,政府、消费者与社会第三方组织等各规制主体的食品安全监管参与策略。结论表明:当存在行业自律与厂商间监督时,即使规制者并未改善对厂商违规行为的甄别能力,也无能力负担额外的认知成本,行业自律依然可以通过厂商间有效监督的形成,增加厂商参与食品安全认证的决策概率,从而提升食品安全规制有效性。而基于食品的信任品特征进行的消费者、厂商信号博弈模型分析结论发现,在准分离贝叶斯均衡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处于低效率状态,由于政府缺乏对厂商虚假声明的完全识别能力,无法对全部虚假声明厂商进行惩戒,导致虚假声明厂商获得违规收益,最终影响到食品安全监管效率。但是,这一准分离贝叶斯均衡实际上依然属于政府单一规制模式,消费者仅仅是食品安全状态的接受者,无法基于食品消费对厂商形成反向监督。但如果构建相对有效的消费者监督渠道,使得消费者能够基于其消费的实际感知对厂商产品的不安全性进行反向追责与监督,则由于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程度低于政府,从而能够以举报、诉讼等方式对厂商进行监督,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可以通过举报等方式向规制者汇报不安全食品信息,从而大大提升贝叶斯均衡状态下概率的水平,同时消费者能够通过消费者协会或法律诉讼对不安全食品消费损害进行索赔,则可以提高厂商违规的预期风险成本,这将会促使当前的准分离均衡向完美分离均衡策略转移,从而导致食品安全规制有效性的不断提升。最后,本文提出了“政府主导、企业自律、消费者参与、社会协同”的食品安全合作规制构建思路与框架,以期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食品安全规制向多元主体共同主导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改变,并分别从政府、企业、消费者与社会第三方等多个规制主体视角提出了食品安全合作规制构建的具体建议。本文的创新体现在:（1）基于监管权配置的独特视角与有限理性假设,从偏好、合谋与承诺悖离三个维度,论证了单一型规制的规制俘获必然性;（2）在一个委托-代理框架中,基于厂商私有信息公开化程度与合谋可能的视角差异论证社会共治模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差异与规制有效性,拓展了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分析视域;（3）在福利均衡模型中,利用不同任务委托结构模拟分散规制与协同规制两种规制权分解路径,进而实现了对不同社会规制模型规制成本与规制效率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