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创新的重要指示,提出了对于外交创新研究的实践要求:讲好中国外交创新故事,为外交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借鉴。对于外交创新的研究,能够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理论中加入创新元素,从而丰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达尔文进化思想和熊彼特创新理论,在系统效应的视阈下将外交创新定义为:在具有复杂性特征的国际系统中,作为一种主动性力量执行外交手段新的组合,从而加速(或延缓)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乃至实现一国在国家间领域内的进化发展。以对国际系统或“小”系统的冲击程度为依据,能够对系统或单元层次上的外交创新进行划分。“毛泽东式”的外交创新表现为变革层面的,能够使得不同系统发生转化;“邓小平式”外交创新表现为调整层面的,能够使得系统发生震荡或微调;“习近平式”外交创新表现为全新意义上的,意味着系统出现了进化转化,国家为国际系统的进化转化贡献了新元素。基于形式的不同将外交创新划分为议题创新、手段创新、对象创新、策略创新和思想创新五大类型,分别表现为开创一个新的外交领域、实现一种新的外交机制、建交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发展一组新的国家关系和提出一种新的外交战略。根据程度的不同,将外交创新划分为渐进性创新、适度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三种类型,从而形成了一个5*3的外交创新矩阵。事件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外交创新经历了四个阶段:应对国际格局转变(1986-1992);积极融入国际社会(1993-2000);努力把握战略机遇(2001-2008);实现中华民族复兴(2009-2016)。在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结合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用于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理论模型。在案例分析和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对上述模型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了以外交创新为因变量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系统变化是模型的自变量,代表战略环境包容性与约束性的相互转化。系统变化的程度越大,整体的外交创新越多,根本性创新也越多。在高清晰度下,外交创新将以水平极高、时间较短的“高峰”形态进行;而在低清晰度下,外交创新将以水平较高、时间较长的“高原”形态完成。伴随着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不断融入,外交创新对系统变化的时滞逐渐减弱。领导类型是模型的中心中介变量,代表着在一国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特点。领导类型越为进取,整体的外交创新越多,根本性创新比例也越大。领导类型发生变化的时期,表现出比较多的外交创新尤其是根本性的外交创新。外交创新既受到系统变化的“体系”层次影响,又受到领导类型的“单元”层次影响,从而能够搭起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2012年以来高水平的外交创新在受到“奋发有为”领导类型影响的同时,也与领导类型和系统的相继变化存在紧密联系。开放程度和风险平衡是模型的两个外围中介变量,能够表现中国外交创新的具体特点。正式制度外的开放程度越高,外交中的适度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越多。外交活动中“损失相对确定且远小于收益”的确定性创新,数量远多于“损失相对不确定且可能接近收益”的不确定性创新。受到当代中国领导人极高政治智慧的影响,不确定性创新占比,沿着创新程度上升呈现递增趋势。外交投入是一个十分微弱的外围中介变量,代表对外交人力、物力特别是财力的投入水平,其对外交创新的影响未得到实证检验结果的充分支持。在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最终形成了一个以“系统变化*领导类型→外交创新”为硬核、开放程度和风险平衡等不同中介变量为保护带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在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基础上,提出“打造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外交创新研究进行了展望。